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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郭沫若晚年作品中阅读中日友好 郭平英
2016年10月13日 来源： 作者：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日关系史，人们必定会提到三位中国人的名字：周恩来、郭沫若、廖承志。一位是制订对日关系大政方针的决策者；一位是书写文化交流长卷的大手笔；一位开拓民间与经济往来的智多星。
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每一个十年中，可以列举许多事件，说明郭沫若与中日友好事业的息息相关。如果在每个十年中各选一件最具标志意义的大事的话，在1950年代，首先应该提到的是1955年12月郭沫若率领中国科学考察团对日本的访问。这次出访受到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拉开了战后中日两国科学文化以及政治、经济往来的大幕。1960年代的重要标志是1963年10月由郭沫若为名誉会长、廖承志为会长的中国日本友好协会成立。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和规划，这个民间机构得到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同日本的不同政党、团体、地方政府以及各界人士建立了联系，把战后中日民间交往推向一个更为广阔的层面。在1970年代，中日两国于1972年9月结束战争状态，恢复正式外交关系，这是包括郭沫若在内的中日两国致力于建设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的国际秩序的政治家、外交家、科学文化教育等各界人士为之付出不懈努力所取得的可喜成果。
郭沫若作为对日本的历史文化有深入了解、深刻分析的文学家、科学家和国家领导人，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在科学文化交流合作中，担当了历史的重任。
1968年元旦的新春联语
1960年代中期，特别是中日友好协会成立以后，通过中日双方民间力量的努力，两国关系呈现出令人乐观的发展，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甚至宗教，各个领域的交流都相当频繁。然而到1960年代后期，由于来自政治、外交等方面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一局面发生明显变化，中日民间互访的总人数锐减。在日本，从事日中友好活动的人士也遇到各种不同的困难。郭沫若和周恩来、廖承志，以及许多担负具体工作的同志一起在逆境中，继续为实现中日友好而一如既往，巨细必究，表现出通览全局的政治眼光，在细微末节处更凸显了看似无声的审慎周全。
1967年10月底，中国科学院收到日本宗教界人士西川景文给郭沫若院长的来信，说他与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的同人要出版一本《宗恳》杂志，尽管遇到纷扰，但是杂志依然要办，要继续开展同中国的文化交流，希望郭沫若为1968年1月的新年号撰写文章，作为对刊物的支持。
当时中国科学院从事对外联络的人员多被调离原来的工作岗位，只留下几位英文翻译，人力紧缺，因此这封致郭沫若的信没有按照正常程序及时转送院长办公室。耽搁了近两个月时间，已到12月下旬，负责对外联络的工作人员才发现西川先生的信件还没有处理。由于工作人员完全不熟悉日本情况，在把来信送交院长办公室时，提出的处理建议很不妥当，认为西川景文先生以往与中国科学院没有往来，不是科学院十分熟悉的朋友，时间又接近年末，撰稿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建议以院长名义简单回信，对撰稿的请求表示婉谢。
郭沫若知道，西川景文是日莲宗的法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55年12月西川法师曾作为中国殉难烈士遗骨护送团的副团长访问中国，1961年５月又和大谷莹润长老一起，将日本佛教界“日中不战之誓”的签名簿送给中国佛教协会。在日中友好运动发生分裂，有人站在了中国的对立面的情况下，西川法师仍然主张与中国友好，反省过去的侵略战争，谴责日本政府染指台湾问题。1967年10月刚刚成立的宗教者恳话会，是日本宗教界成立最早的中日友好组织，西川景文先生当选会长。
郭沫若看过西川先生的来信后，迅速通过外友好协会了解了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的近况，然后提笔写就一幅六言联语：
以鉴真为榜样，有晁衡作前驱。
题为《宗恳》新年号
一九六八年元旦 郭沫若
楹联墨迹以最快速度寄出，不失时机地影印在《宗恳》1968年第一期的封面上。（本期《宗恳》封面联语的翻拍照片，收入《转变中的近代中国·郭沫若》，199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见348图。）
《宗恳》杂志1968年第一期，版式为32开本，封面和内文都用普通新闻纸单色印刷。尽管开本不大，装订简朴，却不减封面上新春联语的遒劲笔力。十二个字的联语，气宇轩昂，容纳了一千二百年的中日文化交流史，意在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东海都不会永远风平浪静，鉴真、晁衡的精神境界始终具有现实意义。郭沫若以联代文，与宗恳会同仁们竭诚共勉，也使《宗恳》1968年新年号封面成为一份别开生面的新春贺状。
在1960年代后期的特殊时期，中国科学院对外交流的人力配备不是郭沫若所能够改变的，中国整个对外文化交流的大格局更不可能由郭沫若的力量去扭转。但是，他在以自己的文化责任感和影响力，尽力降低着这一时期由各种不同原因所形成的负面影响。
坂田昌一先生墓碑上的题诗
1968年10月下旬，郭沫若收到日本名古屋市立女子短期大学校长有山兼孝的来信，告知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教授患代谢性骨病（骨髓癌），病情比较严重，已经接受过放射治疗，坂田昌一和夫人都希望能够在中国寻找到适合的中药处方，拜托郭沫若提供帮助。
坂田昌一教授是郭沫若1955年冬访日时结识的老朋友。1956年他在中国访问期间，受到以郭沫若为院长的中国科学院的热情接待。坂田教授的研究成果引起中国物理学界的高度关注，他在《坂田模型》中所阐述的哲学思想更是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1964年夏天的北京科学讨论会期间，坂田率领阵容庞大的日本科学家代表团参会，有山兼孝教授担任了代表团的顾问。代表团回国前夕，郭沫若为全团二十几位成员逐一题写了书法作品。郭沫若的豪爽和礼物，让每一位到访者印象深刻。为期10天的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交流，日本诸多学科科学家的访问，郭沫若深入细致而富有感染力的工作，进一步扩大了中日两国科学交流的领域。
读过有山兼孝的来信，郭沫若立即通知中国科学院外事组把有关坂田教授病情的全部资料送往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广安门医院的专家经过研究，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妥的疗养性处方，并且实事求是地指出，尽管病人目前正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却随时存在恶化的可能，处方不能起到治愈作用，但对于患者会有一定益处。
然而事情的进展并不一帆风顺。受极左思潮影响，有人或出于自我保护、少担风险的顾虑，提出要注意防止国外借此机会“对我国治疗癌症的研究成果进行摸底”，建议以“不掌握患病详情”为由，对有山兼孝的请求婉言拒绝。针对这种幼稚而不负责任的说法，中国科学院外事部门根据郭沫若的意见，提出了有明确倾向性的方案，经过近一个月的周转，得到对外友协、外交部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认可。中科院的同志为使处方日期和邮寄日期相吻合，又准备请广安门医院医生重新抄写处方，把医嘱时间推后一个月。郭沫若立即指示，没有必要，这样做只会拖延时间。在郭沫若的直接推动下，广安门医院医生开出的中药处方终于打破“常规”，寄往日本。
经过一年的治疗，有山兼孝于1970年1月中旬寄来坂田教授的近期病情报告。1月20日，郭沫若收到来信当天，便通过周恩来总理的联络员刘西尧转请卫生部以最合适的办法提供新的治疗意见。与此同时，郭沫若和刘西尧的作法也得到周恩来批示，同意“迅速办理”。这次的效率比一年前提高了不少，22日，第二份新处方即从北京寄出。1970年2月3日，郭沫若又根据坂田夫人的希望，给坂田教授写去亲笔信，送去一份精神上的慰藉：
贵恙近况，谅有好转，此间同志甚为悬念。感祝早日康复。上月22日应有山兼孝氏之嘱，曾奉上中医第二次处方，想已到达。望能有所贡献。敬祝痊安。
不料第二份中药处方寄出后，却发生了一件事前没有预计到的插曲。由于处方里的两位中药——鸡血藤、阿胶珠的书写不规范，在日本配药时发生了疑问。这两位药在处方里，一个被写作“鸡血芚”；一个被笔误成了“阿肢珠”（日本人不熟悉中国的简体字，看到“阿肢珠”的“肢”，不可能通过字型联想到“膠”的简体字“胶”）。得知此讯，郭沫若即刻通知外事部门与卫生部核实。2月16日，又嘱中国科学院按照处方剂量，买好30剂的阿胶珠和鸡血藤，托日本友人西园寺公一带往日本转交给有山兼孝，好让病人早日开始服药。同时致信有山兼孝，对处方中的药物加以周到、细致的说明：
鸡血芚确即鸡血藤。如无此药，可用丹参五钱代。阿肢珠是阿胶珠之笔误，此药可用阿胶三钱，熬好以后代用。原处方中所列二十种药物，在无以上两种时，亦可继续照服。坂田教授的健康，同为我国朋友们所十分关切。恳切地望他早日康复，并请代为问候。
2月25日至3月18日，郭沫若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和中国友好代表团团长，出访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经过了21天紧张的国事访问和长途跋涉。回到北京两天后，郭沫若就阅读了有山兼孝数日前的回信。信中说，坂田先生服过中药后，患部疼痛消除了，食欲增进，精神好转，吃饭时已经能在床上坐起上半身来，医生们对这种西医难以想象的恢复效果都给以高度评价。信中还说，郭沫若写给坂田教授的信已经装入镜框，挂在病床旁边，“中医药方加上先生的题字手迹，对坂田教授是一种科学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无上支援，使他重新获得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力量”。郭沫若为坂田教授病情的好转而感到宽慰，同时要求把这封来信的内容转告科学院和卫生部的有关领导，让所有参与此事的人员放心。
第二份中药处方在相当程度上增强了坂田教授抵御病痛的免疫能力，郭沫若亲笔信所传递的中国科学家们的关切，也发挥了不小的精神作用。然而，骨髓癌终究是一种尚未被人类征服的疾病。9月26日，坂田教授的体征明显恶化，郭沫若发去慰问电。10月6日，坂田教授在辞世之前10天，起草了给郭沫若的回电：
希望中日两国科学家携起手来，共同为人类的幸福和世界发展而尽力的日子早日到来。
希望早一刻回到这条战线。
这是坂田教授临终前最后一份亲自拟写的文稿。
然而恰在这时，不该发生的拖延再一次发生。这份重要的电报竟然到10月15日才连同译文一起送交郭沫若，耗时整整10天。连续发生的延误令人扼腕，原因仍然出在中国科学院外事组没有足够的人员配备上。由于没有日文翻译，日方来信全要转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或其他研究所帮助处理，往来周转迟缓，加上译者不熟悉情况，又常常出现误译。于是郭沫若通知外事组，在没有配备日语干部之前，凡从日本寄给他本人的信件，一律直接送他本人处理，重要信件将由他译出，而后再由外事组送相关方面，避免再出类似事故。又一次体现了郭沫若在外事交往中坚持的准确、务实、快速的原则和作风。
一天之后的10月16日，坂田教授与世长辞，郭沫若为坂田无法实现重返战线的最后愿望而深感痛惜。在给有山兼孝回信时，他写道：
坂田先生是有发明创见的学者，身虽永逝，精神长在。他的中国友人将长远怀念。足下对坂田先生的友情，十分真挚，令人感动。我也相信，中日两国的进步科学家必将继续诚意协作。
随后，郭沫若应坂田教授的夫人坂田信子的请求，为教授的墓碑题写了一首五绝：
科学与和平，创造日日新。
微观小宇宙，力转大车轮。
前两句中的“科学”、“和平”、“创造”、“日新”，概括了坂田教授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这是郭沫若与坂田昌一的思想共鸣，也是所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者应该共同担当的使命。后面的两句则用文学的语言，诠释了坂田教授在理论物理科学研究中所遵循的辩证法则，诠释了微观与宏观，空间与时间的对立统一。
1971年2月25日，郭沫若复信坂田信子夫人，感谢她寄赠冈山后乐园丹顶鹤与1955年吟咏丹顶鹤绝句的石刻照片，信中再次寄去对夫人的慰问：
坂田教授辞世，同深悼念。但所留光辉业绩，照耀人寰，长垂不朽。
坂田教授病重时一直念念不忘郭沫若的友情，几次对夫人提起，病好后要带夫人一起去北京见见郭沫若……。1972年，坂田信子夫人接到中国科学院的邀请，请她和有山兼孝等几位日本科学家一起访问中国。
已故友人的遗愿，通过郭沫若的帮助变成为现实。
1970年代的中日友好诗篇
进入1970年代以后，中日关系出现回暖势头，民间往来走出低谷。中日文化交流再次成为郭沫若诗歌创作的重点主题，数量逐渐增多。在编写1970年代郭沫若年谱资料过程中，汇集到作者这一时段关于中日友好的诗词作品33篇。
1977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沫若诗词选》。这本诗集是作者继1963年《东风集》出版之后，打破多年沉寂，动手编选的最后一部诗集，也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诗词创作的一次回顾。作品写作时间自1949年10月始，至1977年3月止。1970年代的诗作只占选集很少一部分，其中以中日友好为主题的诗作仅仅选收了6篇。而后，这6首被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5卷。加上另有2首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0卷的作品，共计8首。也就是说，被收入《郭沫若全集》的作品只占1970年代有关中日友好的诗词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的诗词，有些作者生前在报刊上发表过，但未编入诗集；有些在作者去世后被零星披露；有些则属于从未面过世的佚作。
从下面列出的33首诗作的目录，可以一睹全豹。为有所区别，把已经收入《郭沫若全集》的诗词篇名用黑体标出。部分散在未见有标题的佚作，标题权由整理者代拟并加星号﹡。
赠日本松山芭蕾舞团（1970年5月10日）
坂田昌一先生千古（1970年秋）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1971年2月）
松村谦三先生千古（1971年秋）
《屈原》在日本第三次演出（1971年12月）
赠日本松山芭蕾舞团（1972年4月30日）
赠日本齿轮剧团（1972年4月30日）
颂首届亚洲乒球赛（1972年9月）
沁园春·祝中日恢复邦交（1972年10月）
菩萨蛮·祝中日复交（1972年秋）
西江月·庆祝中日恢复邦交（1972年11月15日）
贺大西良庆大法师白寿﹡（1972年）
《人民中国》日文版创刊二十周年（1973年春）
贺吉村孙三郎米寿﹡（1973年2月）
祝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日本上演﹡（1973年2月）
题息庵禅师碑道行之碑（《题日本僧人邵元禅师撰河南登封少林寺碑刻二种》之一，1973年4月11日）
题显教圆通大禅师照公和尚塔铭并叙（《题日本僧人邵元禅师撰河南登封少林寺碑刻二种》之二，1973年4月17日）
赠坂田信子﹡（1973年4月17日）
宜种树（1973年4月17日）
赠有山兼孝﹡（1973年4月17日）
浣溪沙·北京周报日本语版创刊十周年（1973年8月1日）
西江月·为日本师子座演出《虎符》作﹡（1973年10月）
西江月·为唐九翁陶展作（1973年10月24日）
祝贺《中国画报》日文版创刊二十周年﹡（1973年10月26日）
菩萨蛮·纪念上海与横滨结成友好城市﹡（1973年12月）
菩萨蛮·祝贺西安与奈良结成友好城市﹡（1974年2月）
纪念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建校75周年（1975年6月14日）
再和吉川幸太郎（1975年8月13日）
祝贺日中友好协会成立25周年（1975年9月10日）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1976年1月3日）
浣溪沙·纪念抗日战争四十周年（1977 年3 月27）
祝《望乡诗》演出成功（1977年10月2日）
赠茅诚司先生（1977年10月6日）
上述33篇诗词的全文，已辑为《郭沫若1970年代中日友好诗抄》，另行刊出。
这些诗词作品所涉内容相当丰富，有对国内各日文版刊物的激励，对日本各友好团体的贺辞，有对母校的怀念，对友情的追忆，对战争的谴责，对和平的期许，对中日复交的欢呼，对正义立场的坚守……。这些诗作见证了郭沫若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打破僵局，扭转偏见，坦诚相待，一以贯之的特殊作用。它们贯穿了一个鲜明的基调：文化交流，是中日友好之源；理解与尊重，是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根。其中许多诗篇、诗句已经成为经典，30多年来经常在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被引用。诸如：
渤澥汪洋，一苇可航。敦睦邦交，劝攻农桑。后继有人，壮志必偿。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松村谦三先生千古》）
陟彼操山松径斜，思乡曾自望天涯。如今四海为家日，转忆操山胜似家。（《纪念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建校75周年》）
……喜雾霁云开，渠成水到，秋高气爽，菊茂花香；公报飞传，邦交恢复，一片欢声起四方。从今后，望言行信果，和睦万邦。（《祝中日恢复邦交》）
……黄河之水通江户，珠穆峰连富士山。（《〈人民中国〉日文版创刊二十周年》）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诗词当年多由郭沫若本人，或者由夫人于立群以书法形式馈赠日本友人。题赠的对象涉及方方面面，有政治、经济、科技界的重镇，有文化、教育、宗教、艺术、体育界的友好。每当在书作的上款中看到松村谦三、藤山爱一郎、吉川幸太郎、吉村孙三郎、茅诚司、河原崎长十郎等等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的日本友人的名字时，自然又会引出一连串难忘的记忆，一连串20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佳话。
如今，于立群的书法功力已得到书法界的普遍认同，郭沫若的书作更是拥有很高收藏价值的艺术品。这些情系中日两国世代友好、和平发展的书法作品，蕴含了更多的文化信息，在绵延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册上，点染着化干戈为玉帛的墨韵。
参考文献：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5卷、《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0卷
郭沫若《沫若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
郭沫若《东风第一枝》，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
《郭沫若书法集》，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 11月
《人民日报》50年（数字版）
中国科学院院史资料
中国嘉德2010春季拍卖会·中国近现代书画图录
《郭沫若研究》第9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
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肖玫《转变中的近代中国·郭沫若》，文物出版社1992年11月
王廷芳《郭沫若夫妇与两位日本科学家》，《百年潮》2002年第10期
刘德有2010年12月8日、9日、10日复作者电子信函
刊《郭沫若学刊》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