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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山水画的再生 梁雪松
2016年10月13日 来源： 作者：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历史学家，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北京前海西街18号这个院落是他晚年生活的寓所，作为纪念馆于1988年正式对外开放。在纪念馆的馆藏中与郭老的史学研究、文学创作相关的纸质文物占了相当分量。而郭老与当时书法家、画家间的频繁往来，同样也留下了大量的书画作品，构成馆藏文物另一个主要部分。这些书画作品中，最为珍贵的一件就是悬挂在纪念馆原状陈列客厅西墙上，傅抱石先生于1965年春天专门为郭沫若在什刹海西岸的新居“量体裁衣”而作的巨幅山水画“拟《九龙渊》诗意”。
画作见证友情
傅抱石先生和郭老的友谊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30年代——留学日本的傅抱石结识了流亡日本的郭沫若，俩人都属龙，傅抱石小郭沫若12岁。由于他们在文学艺术上的诸多共鸣，彼此间的情谊亦师亦友。郭沫若非常赏识抱石先生的艺术天分与才华，每见傅抱石的得意之作都为之题咏，并为傅抱石在日本的首次画展题写了展名，给予了极大的鼓励。
抗战爆发后，傅抱石应郭沫若邀请加入后者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后随三厅撤至重庆。在重庆，他受蜀中山水气象磅礴的启发，结合留学日本期间研究日本绘画技法的心得，在传统技法基础上，推陈出新，独树一帜，以皮纸破笔绘山水，创立了独特的“抱石皴”。此时郭沫若的书房中悬挂的就是傅抱石赠送的条幅《桐荫读画》，关于此画的来历郭沫若有一篇感情真挚的散文《竹荫读画》。
新中国建立后，两位艺术家间的友谊更加牢固。每当有重大题材需要美术家发挥他们的艺术才智时，郭沫若必然会想到傅抱石；傅抱石也自然尽全力，与郭沫若的构想相呼应。1958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傅抱石画集》，郭老为《画集》题词，写道：“吾尝言：我国画界有二石。北石即齐白石，南石则抱石。今北石已老，尚望南石经历风霜，更臻岿然。”50年代，郭老住在西四大院胡同5号，在其南屋会客室墙上挂的也是傅抱石的作品，题为《九老图》。
1963年秋，郭老一家从西四大院胡同迁居至前海西街18号。原来旧居墙上抱石先生的画作再拿来挂在新居墙上就显小了，于是郭老向身在南京的老友约画。傅抱石从郭老1958年访问朝鲜时所作的一组纪游诗中获得了这幅画的构思。诗文为郭老游览金刚山九龙渊瀑布所作，其中写道：“白石乱溪流，银河下九州。观音新出浴，玉女罢梳头。树影偕心定，泉声彻耳幽。浮桥铁索缆，仿佛梦中游……磐石平如案，天花散九垓。银珠联镜鼻，铁索锁虹腮。峡底游龙舞，山头飞凤来。画人三两在，枉自费安排。”虽然九龙渊地处朝鲜，抱石先生不曾亲临，但是被诗人的诗句唤起的创作欲，使他自信，自己与郭沫若对大自然有着共同的感悟，肯定有能力把诗中的景与情浓缩于画笔之下。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抱石先生的新作诞生了。在这幅画上，群峰起伏，烟云缭绕。飞瀑自天际悬垂而下，湍流不息。前景有一巨石矗立，雄浑伟岸，崖头霜叶纷披，沟壑以铁索相连。一行游客驻足林边空地，站在中央者正临风眺望这满眼浪漫之色。不错，这迎风而立的画中人正是诗人自己。抱石先生以深邃的画风，融水、墨、彩为一体，借浓墨，巧渲染，将长期对自然山川之体察倾于纸上，气势磅礴。用水墨皴擦点染的高山流水并非九龙渊实景，而是沫若诗情与抱石画意的交响，是诗人与画家30余年友情的汇集。然而就在这年的秋天，抱石先生因病去世，这幅画成为他最后的巨幅作品（368cm×146cm）。之后的43年这幅画就这样静静悬挂在这面墙上，见证了自己主人的离去，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技术带来新生
纪念馆建立后，郭老客厅等处依原样保留，作为原状陈列展厅对公众开放。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原状陈列是文物保护的重点所在，却又是观众最直观地了解文化名人的媒介。既要向观众传达历史的真情实景，又要保护文物安全，这就形成了一个两难。特别是墙上悬挂的这幅傅抱石先生的巨作更是如此，长年累月自然光照、温湿度变化已让它不堪重负，更何况素面朝天迎接观众呢？
目前以复制品替代原状陈列中的大型纸质文物，以达到开放目的，使观众贴近感受名人生活，是很多故居型博物馆的普遍做法。为了保护珍贵的文化遗产，为了使观众更贴近名人、感受名人，纪念馆近年来一直在对国画的复制技术进行考察调研。多但对陈列于原状展厅的这件巨幅国画的复制技术，无论是临摹，还是珂罗版印刷，都因技术的局限性而达不到理想效果。前者对临摹者的艺术造诣要求高，要达到原作的神韵和技法水平，比重新创作还要困难；后者由于画作尺幅过于巨大，成画率低。
最终，纪念馆决定与雅昌文化公司合作，尝试用数字复制技术来复制这件珍品。这一技术特点在于通过高精度采集原作信息，高分辨率的打印输出保证了作品真实地笔触；运用新研发材料，以宣纸为主，上有吸墨涂层，色域宽，保证了色彩良好还原。从2007年下半年至2008年初，经过几个月时间的分块照相、选择纸张、现场反复校色等不懈努力，不断反复讨论、实验，终于达到较为满意的效果。也是在春天，这幅悬挂了43年的珍贵文物被“请”了下来。为配合还原原作的精神气质，在荣宝斋的大力协助下，将新研制成的复制品精裱复位，替代原作继续为广大观众服务。
用数字技术复制这样大尺幅的国画在我国文博界尚属首例，效果究竟怎样呢？为此，在2008年6月13日的下午，郭沫若纪念馆和雅昌公司共同举办了一场“大幅面中国书画数字复制技术研讨会”年，地点就设在郭沫若纪念馆的客厅，以这种特定的形式纪念郭沫若纪念馆开馆20周年。
会议由郭沫若纪念馆馆长郭平英、雅昌文化公司总裁潘剑平共同主持。雅昌公司方面向与会者介绍了公司的简况，着重就复制技术进行了演示，简述了包括“复制艺术的市场价值”、“传统的艺术复制手段”、“雅昌书画艺术品复制技术——艺术微喷生产系统”等专业内容。而后，应邀与会的中国博物馆学会、北京博物馆学会及文博界的有关专家学者，近距离地将抱石先生的原作同复制品进行了比较、论证，踊跃发表了意见和感言。专家们认为，一方面，就画作本身来讲，复制大幅面的国画已属不易，而能把抱石先生的画复制到这样的程度更属不易，尤其是“抱石皴”，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水平；原作的水墨韵味、气势表现了出来；色彩关系无误，墨色也沉得下去。专家们认为，复制本身也是文化传承的媒介。中国画复制在美术作品复制中是难度最大的。一墨分几色，不仅要注意科技手段的运用，因为它本身是个再创作的过程，复制者也要注意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和欣赏水平，体味中国传统文化和当时原作者的创作背景。
在肯定的同时，专家提醒：复制就要尽量接近原作，要重视中国画的气韵、气势，所以，复制技术不仅要在墨色、层次、用纸等方面进一步研发，而且还要提高自身的装裱水平，这样才能形成完整的流程，才能更接近原作，以最大程度的保持其真实性。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面，这种技术的尝试，意义在于它一旦成功、成熟、进而推广，将会大大有利于博物馆，特别是名人纪念馆原状空间的开放，将会大大有利于作品的展示和流通，从而进一步达到教育、传承的目的。郭平英馆长感慨地说：这幅珍贵的文物终于有机会进入文物库房好好休息一下；观众也终于有机会在条件具备时进入原状陈列室，不必隔窗望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