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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留给故地的思考 纪纹
2016年10月13日 来源： 作者：
凡读过郭沫若作品的人，大概都知道他的故乡在四川，因为“沫若”这两个字本身已经告诉人们他来自哪里。沫水、若水，是两道流经西南巴蜀大地的河流，也是通往云贵边陲的天然要冲。郭沫若青年时期在日本留学十年、以后又旅居十年，所以有日本是“第二故乡”的说法。但是郭沫若生活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其实并非四川，也非日本，而是北京。
和北京的第一次接触
北京和这位驰骋时代风云的文化伟人的接触始于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
1912年新春刚过，正沉浸在辛亥革命民权热浪中的郭沫若不幸遭遇了一桩令他悔之莫及的婚事。这时他未满20岁，出于孝敬长辈，接受了父母亲按照传统礼数物色的一个目不识丁的缠足女子。这门婚事使年轻人曾经怀抱过的一丝侥幸变成了泡沫。婚后第五天，郭沫若便离开了他不愿久留的家，返回省城成都去继续学业了。
第二年，郭沫若中学毕业，报考了远在天津的军医学校。目的首先在于要为复苏沉睡千年的老大中华，强壮孱弱贫穷的父老同胞，学一门切切实实的本领；二一层，也是为了回避那场郁闷的婚姻，走得离家越远越好。1913年初冬，郭沫若水路兼程北上天津。不料等待近百名应招学子的竟是些荒诞不经、不着边际的复试试题，学校的教学水准，不能不让人大打折扣。郭沫若的入学热情被打消得像北方的初冬，他索性彻底放弃天津军医学校的入学资格，去北京投奔大哥郭开文。郭开文是位在日本留过学的前清举人，也是最早把启蒙思想带回到家乡四川乐山沙湾镇的有识之士，此时正以“川边经略使代表”的身份，驻在京城。
郭沫若在北京停留了近50天，和大哥一起借住在一位四川同乡的家里。同乡是高等审判厅里的审判官，家住吹帚胡同。有记载说，吹帚胡同另有一个雅致的名字，叫翠竹胡同，“翠竹”和“吹帚”二字谐音。这条胡同的名字无论是哪两个字，在今天的北京市地图上都已经找不到了，它的大概方位在人民大会堂北门以北的长安街上，是建国以后北京城市建设中最早被推平的一批街巷。和郭沫若在自传《初出夔门》中的描写一致，出了胡同，就是中华门前后的宫廷，离前门、大栅栏不远。
前门外大栅栏茶馆的百无聊赖，八大胡同的醉生梦死，没给郭沫若留下任何好印象。最好的去处，就是在吹帚胡同四合院南屋里静静地读书。“天寒苦晷短，读书未肯辍。” 这个志在强国富民的四川青年坐在白天不生火的小屋里与书为伴，吸着静谧清冷的空气，偶尔听见屋檐上的冰凌跌落在石阶上的玉碎声。
快到年底了，12月25日这天，郭开文受到朋友的启发下，当机立断决心送郭沫若去日本，争取考入有官费资助的学校。第二天晚上，郭沫若就带上郭开文为他凑足的够半年用的生活费，乘上全线开通不久的京奉铁路，经过沈阳、丹东，穿越朝鲜半岛，从釜山上船继续向东，开始了求学海外的奋斗。
几年之后，在异国攻读医学课程的郭沫若在学习德语的同时，饱览了大量欧美文学、在五四浪潮的荡激下，以全新的韵律，时代的节奏，炙热的情怀，亮相中国文坛。由他和一群留学日本的青年才俊成立的创造社，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舞台上留下振聋发聩的足音。
正像郭沫若日后回忆人生经历时所说，自己的成长离不开长兄当年的赐予。那么，如果把青年郭沫若和北京的初次接触，定位为壮阔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点，应该是不无道理的。
多产的西四大院胡同5号
1949年2月，为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郭沫若离开香港取道沈阳，进入久别重逢的北平。这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当郭沫若和同期到达的各界知名人士乘着渐渐放慢速度的列车驶向正阳门车站的时候，不禁热泪盈眶。车站是原来的车站，铁路是原来的铁路，一去一回，相隔35年，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来不及等到夫人和孩子们从香港北上团聚，郭沫若便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起草新政协宣言，主持召开中华全国文化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组建中国科学院……直到来年，郭沫若才离开北京饭店的临时住处，在北京西四大院胡同5号有了一个安定的家。
大院胡同在西四丁字路口与缸瓦市之间，胡同不长，东口接西四南大街，不远即有缸瓦市基督教堂，西口连着小院胡同。院子正中是座灰砖小楼，底层的开间完全对称，客厅居中，东西以玻璃隔扇为墙，东边是郭沫若的书房，西边是家人的起居室。卧室在走廊的北面。二楼上，靠南边为阳台，北侧的房屋均匀地隔成四间。夏天，阳台楼板不隔热，热气直接透到底层。小楼对面，临街的南屋就成了郭沫若夏天写作的地方。南屋背阴，门口又有一棵槐树，正好撑起一把遮阳的大伞。小楼前面的圆型花坛是由喷水池改造而成的，即节约了水，又增加了姹紫嫣红。
从1950年到1963年，郭沫若在大院胡同5号工作生活了14年。古籍整理方面的《管子集校》、《再生缘》，文史兼论的《读〈随园诗话〉札记》、以及《骆驼集》等作品都完成于这一时期；《蔡文姬》、《武则天》这两部有名的历史剧，以及唯一的一部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也在这里修订定稿。大院胡同5号着实是个多产的地方，郭沫若建国以后的作品大多产出于此。可惜，郭沫若搬离大院胡同以后，5号小楼就拆了，原地建成两排单元宿舍楼，门牌号改为9号。临街一排南屋和南屋外的那棵老槐树依然幸存，它们是和郭沫若朝夕相处十余年的旧物，已经被临建的小厨房们包围得严严实实，难见庐山真面目。
在国外，不少城市的建筑物上挂有说明牌，写着“某某名人曾在这里居住”，“某某作品何年何月在这里诞生”，这些简单的标牌，让行人在不经意间触摸到历史的财富。北京太古老了，值得向后人讲述的故事太多了。车轮滚滚，脚步匆匆，元明清还没来得及说清楚，20世纪的脚印又快被磨平掩埋了。
什刹海前海西街18号的变迁
什刹海体育运动学校西侧，前海西街与北海公园静心斋隔着平安大道南北相对。由南口往北不远，一面影壁墙立在路中间，这便是前海西街18号，郭沫若晚年生活工作的地方。以前，前海西街的路面只有现在路面宽度的一半。为了方便旅游，路面被加宽了一倍，影壁墙也就成了马路中心的“安全岛”。
去往恭王府的导游路过郭沫若故居的时候，都会给游客介绍这个院子的历史。尽管繁简不一，但大多爱讲前清，不讲近代；只知这里曾属乾隆宠臣和珅花园，后来又是恭王府的草料场，不知这院落真正的建造者是谁，不无“厚古薄今”、“厚古薄近”的倾斜。
准确地说，前海西街18号的建筑年代尚不足90年。曾经拥有过显赫地位的恭王府，自辛亥以后便江河日下。恭王府的最后一位府主，恭亲王奕的嫡孙溥伟为了筹集复辟活动经费，于1921年将府邸及花园抵押给天主教会（1937年又卖给被辅仁大学改为校舍）；接着，又于1922年2月底，将府邸外东南方向的房产出售给达仁堂。这片房产包括前海西河沿路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八号，一共六个院子，占地14亩，由达仁堂副经理乐肇基出面以1万6千元大洋买下。
达仁堂的创办人是乐肇基的叔父乐达仁，与同仁堂是同宗。达仁堂和乐家族人挂牌开设的所有药店一样，统统称为“乐家老铺”。大概因为达仁堂最初创建于上海，两年以后迁天津的缘故，达仁堂除了“乐家老铺”的称谓之外，还有“南国药府”的名号。
房产买卖一经签约，乐家即将原有的116间半瓦房，18间灰房全部推倒重来，一改旧貌，建成一处中西各半的院落，即东为中式四合院，西为欧式三层小楼，南端有相当开阔的庭院。原来的六个门牌归也并成“前海西河沿八号”。这种设计正说明西方建筑样式在民国时期逐渐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互相渗透。据文物专家苏东海先生回忆，解放前他在辅仁大学上学的时候，恰好和乐家的小辈后人同学，所以常到这院子来一起准备功课。记得当时院子的西南角专门圈出一块地方来养鹿取茸，不愧是中医世家。说来也巧，这片房产从平面图上看，外墙的走势酷似沿着河沿画了一只鹿头，头顶长着两只角，不太长，好像割茸以后不久的样子。
1934年乐达仁辞世。乐肇基和他的晚辈乐松生继续掌管达仁堂，并且在同仁堂经营不善，后继乏人的情况下，兼而管之，重整旗鼓，为中医药事业的生存和发展显示了自己的才智。新中国建国之初，乐肇基、乐松生热心支援国家建设，把不少产业主动捐给人民政府，什刹海西河沿的这处房产也在捐赠之中。
最早入驻此地的是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使馆。以后，院落一分为三，西侧的楼房和鹿头上伸出的两只鹿角相继独立成院。1956年，东侧四合院部分成为宋庆龄在北京的居所，直到1963年迁到后海北沿。随后郭沫若入住此地。1965年北京市统一规划修订街道名称和门牌号，这里的街名由西河沿，改为前海西街；门牌由8号，改为18号。
郭沫若是个爱花爱树，亲近自然的人。从1963到1978年，郭沫若在前海西街18号工作居住的15年里，这座四合院中的花草树木一年胜似一年。主人去世以后，故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完好地保留下来，1988年开始对外开放。郭沫若和于立群的子女把16000件文物资料捐给国家，成为郭沫若纪念馆的馆藏。
扫描郭沫若纪念馆
以名人故居为馆址，建设纪念这位名人的博物馆，成为一种被广泛认可的模式。
步入郭沫若故居，深深地吸上一口弥漫着青草味道的空气，令人心静如水。连翘、海棠、牡丹、藤萝、玉簪，用它们各自的色彩装点着庭院的四季。鸟在树木间低飞着，在草丛里觅着食，享受着现代城市中难得的自由。散落在草地上的一尊石洗，一对石狮，两只古钟，是郭沫若生前的收藏，随意中透出主人不拘成规的雅趣。每逢早春，山坡上便长出带着淡紫色花苞的二月兰，叶子比紫罗兰大，花色比紫罗兰浅，连成一片。接着是满树的海棠花，淡淡的粉红和淡淡的清香引来无数蜜蜂。秋天，银杏叶翻黄的时候更加壮观。郭沫若大概是把银杏树栽种在庭院里，让这种帝王树走下神坛的一个推波助澜者。他把银杏比作“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纪念塔”。庭院中如今有十株银杏树，深秋时节满院的金黄铺天盖地，让人想起凡高笔下的向日葵和成熟的麦田。在十株银杏树中，最牵动人心的，要算是草坪中那株树干略带几分斑驳的银杏了。它有一个充满亲情的名字——“妈妈树”，是郭沫若为了祝愿夫人于立群从病痛的折磨中站立起来而种下的。甬道边放置着说明牌，讲述着它背后的故事。郭沫若的铜像就坐在枝叶纷披的银杏树下，双手叠放在膝头，目光平视，悠然自如，如同在与树、与风、与迎面走来的人们对话。铜像的作者是司徒兆光，在1988年6月12日纪念馆对外开放的那天落成。
“备战备荒”的年代也给院落留下过遗憾。院中有两座小山，原本是用挖房基的土石堆积起来的，缓坡上建有一座木亭。郭沫若曾把何绍基书写的一方名之为“不染亭”匾额挂在亭子上。结果，人防工事把小山加高了，施工时拆掉的“不染亭”已无法恢复。不幸中也有幸事，施工人员巧妙地在人防工事的入口处，垒砌了一面影壁，与垂花门相对，同四合院的规制并不冲突。纪念馆对外开放前夕，一首郭沫若的绝句手迹被选中，放大临摹其上：
“百花齐放百鸟鸣，贵在推陈善出新。看罢牡丹看秋菊，四时佳气永如春。”
这是诗人心中的期盼，恰好又是庭院景物的速写，一语双关，成为点睛之笔。
走进垂花门，郭沫若生活工作的地方——客厅、书房、卧室和夫人于立群的写字间呈现面前，那些一如既往的质朴的陈设中渗透进他和家人的亲情、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同志情。
四合院北房为原状陈列室。正中是郭沫若的客厅。沙发摆成马蹄型。沙发后面的背景是著名山水大师傅抱石的巨作：写郭沫若游九龙渊诗意。傅抱石的巨幅山水之下陈列着主人喜爱的几方石头，有天然成趣的孔雀石、有拟写赤壁赋的石浮雕、有浑如拳头的鹅卵石。在这间客厅里，郭沫若曾接待过许多来自日本的老朋友；曾和周恩来以及来自文化教育科学各个岗位上的同事商谈过工作；也曾面对过江青、张春桥要他“批周公”的要挟。再细细观察静放在他身后的那些天然石，斑斓的色泽，自然的造型，丰富的神韵，仿佛正映衬着主人的性格。“我亦爱石人，爱石之性坚，纵使遭磨砻，以方寓于圆。”郭沫若用诗点化出他爱石的缘由。
客厅东面与郭沫若的办公室相接。一排书柜依西墙而列，书柜上方横挂着毛泽东的真迹《西江月·井冈山》。对面是于立群的隶书中堂，录毛泽东词《沁园春·雪》。南窗下面对面放着两张书桌，主人常用的是东边那张。书桌上的助听器是郭沫若的重要帮手。他16岁时曾因肠伤寒损伤了听神经，参加南昌起义后，又患上斑疹伤寒，虽然闯过死亡线，但听力几乎全部丧失。听力的残疾更促使他潜心研究，勤奋写作，释放出他的全部才华和不知疲倦的生命力。抗战时他曾对青年人说起自己的体悟：“从这里我得到了一点经验，就是有缺陷也一样可以得到成就，只要你自己不灰心，努力学习，尽量用一切办法补救自己的缺陷。”建国后，条件好了，他终于用上了助听器。在许多场合里，人们会看到他的一个习惯动作，或把助听器放在上衣口袋里，或是托在自己的手中。
一只有年头的日式木匣摆放在离书案不远的窗前。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被国民党政府通缉，被迫流亡日本。他以惊人的速度从一个诗人转入古史研究领域，用不到10年时间完成了《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考试》、《石鼓文研究》等多部高水准的学术著作，成就了一项学术奇迹。这些著述把古文字、古器物研究与古代社会形态结合起来，开创了用唯物史观认识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模式，建立起整理研究殷商卜辞、两周青铜器的科学体系。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郭沫若秘密回国参加抗战，这些古文字著述的手稿全部遗留在日本，直至1957年，才跨越东海，重新回到阔别20年的作者手边。郭沫若为手稿匣题名“沧海遗粟”，纪念这段艰辛曲折的历程。
黑电木的墨盒、北京牌的蓝黑墨水、普通的极品狼毫……正是用这些最平常的文具，晚年郭沫若抄录了死于“文革”中的两个儿子世英、民英的八本日记，书写进一个父亲无尽的爱与悲哀。同样也是用这些最平常的笔墨，郭沫若发起了对《兰亭序》真伪的论辩，翻译了平生最后一部译作《英诗译稿》，写就了《李白与杜甫》，书写出为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而欢呼的《东风第一枝》。
办公室东边的小门通向卧室，这是东耳房。一部百纳本的《二十四史》伴着一张棕绷床、绿格子的床单使小屋显得朴素宁静。床头灯的外壳是紫红色的烤漆，上世纪60年代许多普通家庭都用过和它一模一样的床头灯，俭朴而熟悉。
前排北房和后罩房之间隔着一个南北窄、东西长的小院。郭沫若和夫人每年都在这儿种瓜点豆，丝瓜、苦瓜不用说可以自给自足，更忘不了种上一两株蛇瓜，那长得颇似蛇一样的果实最能引起客人的兴趣。穿过瓜架，后罩房的中间是于立群的写字间，郭沫若常在这儿和夫人一起写字读帖。三面墙上他们的书法佳作在交相辉映。左手是夫人的小篆条屏；右手是郭沫若和夫人合作的青铜器拓片的题跋；正面是郭沫若的行草《咏武则天》。郭沫若的书法功力深厚，风格独特，被称为“郭体”。墨迹《咏武则天》是他的行草代表作，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爱作翻案文章的气质，书法家食古而化的洒脱。
当年曾经是会议室、秘书办公室及家人的住房，已经被改造为陈列室了。它们分布在厢房和后罩房的东西两侧的房间里。红绿相间的抄手回廊把所有的展室串联在一起。简洁的陈列语言带领人们进入郭沫若经历过的历史画卷。与惯用的陈列模式不同，画卷从文学、史学、生平三个方面同时展开。《郭沫若的文学世界》、《郭沫若与中国史学》、《郭沫若的人生历程》分别讲述了既是诗人、又是学者、又是战士的郭沫若。从1892年出生，到1978年逝去，这位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舞台上的兼而为之的文化伟人立体地站立在观众面前。
“我要以松柏的态度来刻画出自己的年龄，能成为合抱的大木给天下的劳人以一片清荫，即使中途遭了电击或者枯死，我也希望它的残骸能够供给贫苦人一把取暖的柴。”每个人的生命总有终结的时候，郭沫若最后用一句平静的内心独白同观众告别，留下更多的空间，让人们去思考：我的生命的价值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