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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散文状况与作家的精神走向 李晓虹[1]
2016年10月13日 来源： 作者：
关键词：21世纪 散文 丰富性 深刻性 庸俗化
21st century prose richness profound vulgarization
内容提要：21世纪中国散文较之小说、诗歌等文体拥有更多读者，重要的原因在于其精神上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哲理散文坚守精神高地，表现生命意识；历史文化散文在精神回溯中体现现代意识和人性深度；反映现实人生的作品涉及底层人生、城市变化、科技发展等许多方面；亲情散文反映了人们对真情的渴求与珍视；小品文重在表现生活情趣。散文发展中还存在水分过多、背离真实、内容稀薄、精神缺席等问题。
In the 21st century, prose owns more readers compared with novel and poem in China. The major reason is that prose is more mentally diverse and profound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literary styles. Philosophical prose guards the highland of human spirit and expresses life consciousness. Historical prose embodies modern consciousness and depth of human nature through retrospection of human spirit. Realistic prose reflects real human life and it concerns the people of ground floor, urban change and science development, et al. Affectional prose reflects cherishing and craving for true feelings. Essayistic prose focuses on expressing delight of life. Lastly, some problems of prose needed to be solved in the future include too many decorations，deviating from the reality, lack of contents, spirit absent, et al.
中国散文在经历了1990年代的发展繁荣之后，在21世纪的10年间有了新的发展：在内容上，对心灵与命运的叩问，对历史文化的人性发掘，对乡土与底层的关注，对亲情的深层表现，体现着新世纪散文作家的精神走向，也使散文创作拥有了众多读者。形式上较之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自由,丰富,更充分地体现了其与生俱来的包容性特点。同时，由于散文所具有的文体特质，使其在信息时代得到了长足发展，成为创作数量最丰、作家队伍最庞大，在报刊上拥有版面最多同时也最受读者关注的文体。网络的发展尤其是博客的流行更带给散文以巨大影响，它打破了写作的门槛，解构了话语霸权，越过了评审环节，给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人提供了平台，可以说，有互联网的地方就有散文写作。散文真正成了无拘无束的自由之花，在中国大地的任何一个角落尽情绽放。归结起来，散文走红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自身在精神上的深刻性多样性和艺术表现上的丰富性。
1、哲理散文作家对生命意识的探讨
新世纪以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财富,同时也带来对人的心理和观念的巨大冲击，物质发达与精神匮乏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人生处在一种极度浮躁和茫然的状态中，为生存忙碌，为物质享受奔波。许多时候，人们有意回避或无暇顾及精神问题，越来越做了物质生活的奴隶。但是，有意逃避的东西并未走远。人类生存痛苦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强烈了。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才快乐？生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始终存在，而在今天，对意义的探寻，对理想的坚守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主张，因为它是对物欲激增而精神衰减的状态的一种反抗，因而，增加了一些悲壮的色彩。
正是因为有人在物欲横流审美理想缺失的现实条件下，以文字守望精神高地，直接切入“生与死”、“爱与孤独”、“幸福和痛苦”、“活着的意义”、“时间和永恒”等问题，把形而上的哲思文学化，以诗性的语言表述自己的生命意识，启发心智，净化精神，才使散文的艺术张力得以充分体现。
韩少功提出：“进步的回退”。他说：“文学永远像是一个回归者，一个逆行者，一个反动者，总是把任何时代都变成同一时代，总是把我们的目光锁定于一些永恒的主题：比如良知，比如同情，比如知识的公共交流……生活不过是一个永恒的谜底在不断更新着它的谜面，文学也不过是一个永恒的谜底在不断更新着它的谜面”。[1]因此，文学就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一个饭碗，对文学的执着就不是一种功利的谋生手段，而是一种坚守，是一种坚守中的进步。史铁生看到在一些作家那里，“写作变成潇洒，变成了身份或地位的投资”，变成“比赛、擂台和排名榜”的现象时，他重温了罗兰·巴特的一句话：“写作的零度”。他说：“写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点，写作由之出发的地方即生命之固有的疑难，写作之终于的寻求，即灵魂最初的眺望”。从这些生命的也是文学的元命题出发，不过问技巧，不去派什么用场的 “诚实”地写，“安静”地写，“重新过问生命的意义”，“回到最初的眺望”，“去看那生命固有的疑难”。[2]张炜则把时代剧烈变动中作家的状态分为两种：一种是“山脉式的作家”，“世界对于他们是观察的对象，而不是跟从的依据”。他们“好比是山脉。不动，长存”。“另一种是流云式的作家，被风扯动，极易消散，形不成雨”。 他欣赏“山脉式的作家”，希望“守住”、“不变”，“在独守独立的思索中向置身的这个世界发言，吐出了逆耳之音。环境问题，民主内容，人类技能的提高与精神萎缩的后果……冲破伦理的困惑，努力提高历史的理解力”。[3]
有着哲学背景的周国平把他的思考聚焦在带终极性的人生问题上：诸如人、永恒及其由此幻化出来的“生与死”、“爱与孤独”、“幸福和痛苦”、“时间和永恒”等，在这种思考中表现出一种思辨性。最近，他强调心灵“丰富的单纯”，他说：“对于心的境界，我所能够给出的最高的赞语就是：丰富的单纯。”“我相信，每一个精神上的伟人在本质上都是直接面对宇宙的。一方面，他知道自己只是宇宙的儿童，这种认识深藏于他的心灵的核心之中，从根本上使他的心灵永葆儿童的单纯。另一方面，他对宇宙的永恒本质充满精神渴望，在这种渴望的支配下，他本能地受一切精神事物所吸引，使他的心灵变得越来越丰富。”“与之相反的境界是贫乏的复杂。”尽管，他的精神追寻总是与日常生活语境保有一定距离，但恰恰是在这种距离中，我们看到了人类长久的守望的诗的境界，看到在物欲横流审美理想缺失的现实条件下，心灵追求的意义。[4]
王开岭的《仰望:一种精神姿势》中执著于对星空的仰望并赋予其宗教的意义：“在我眼里，这不仅是个深情的动作，更是一束信仰仪式。它教会了我迷恋和感恩，教会了我如何守护童年的品行，如何小心翼翼地以虔敬之心看世界，向细微之物学习谦卑与忠诚……谦卑，人只有恢复到谦卑，生命才能获得神性的支持，心灵才能生出竹节的高度与尊严。”他从仰望中体悟人类的神性和诗意，但却遗憾地看到：“随着技术信心的膨胀和飞行工具的扩张，人们却变得实用了、贪婪了”，“星空”变成了领地，“爱慕”变成了“占有”，精神的星空被“彻底物理化”了，这实在是莫大的悲哀！[5]
周国平的《走进一座圣殿》从圣埃克苏佩里的《要塞》中读出生命的意义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之中，但这不等于说，凡是过着这种生活的人都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人拥有了财产，并不等于就拥有了家园。家园不是这些绵羊、田野、房屋、山岭，而是把这一切联结起来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除了是在寻找和感受着意义的人的灵魂，还能是什么呢？”[6]
南帆在《七尺之躯的空间》中面对人生的另一个难题：“七尺之躯需要多大的空间？似乎没有人说得清楚。”“东奔西走也罢，梦游八极也罢，突围也罢，守住也罢，我们至今还是不明白，哪一处是我们真正落脚和藏身的空间？”[7]
刘烨园“穿越人性深雨的蛮荒”，感受“苍凉”之美。苍凉“只属于亲历的沧桑，属于几千年浸淫的血泊里，那和心灵一样无垠生长的柔暗青光—那是对苦难的珍惜，是葆有生命的完整和活力的根基”，“苍凉”是“擦拭人生青铜的冥冥之光”。[8]
詹克明从植物的生命过程中感悟生命的大道理：“生命必须包含等待，没有学会等待的生命就不具备生存的资格”，“对生命而言，等待永远是一支瞄向‘发展’的满弓弦箭，它时时都在屏息静听，候望天命信号”。[9]陈村在“年轻”成了“辉煌的卖点”的状态下体会“老”的意义：这时，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心中安泰”，“将人生的泡沫撇去，汤就清了”，“人的文化，由各年龄段的人共同创造，没人能划出一道界限，把线外的人一律忽略，称作废墟”。[10]卞毓方的《少女的美名像风》是一首忧伤的歌，少女本来是一溪清泉，一朵山间幽香的小花，因为美丽而出名，因为出名而成为一个街心花园雕塑的原型，却又因此而遭受中伤。这实在是人生的一个悖谬，少女应当对命运说些什么？[11]潘向黎对于国人的求“变”之心与日本文化中“不变”的因素的考虑，[12]林夕将女性生活中的男性当作第五只轮胎（备胎）的形象比喻[13]都是以文学的方式思考着精神问题，渗入底里的总是那种人类长久守望的诗意。张大威的《结局》[14]探讨“人将有何样的勇气，睁大双眼面对自己的未来？面对自己的结局？”
2、历史文化散文中的现代意识和人性深度
如果说，余秋雨的《文化苦旅》[15]开创了新时期历史文化散文的先河，那么，新世纪以来，王充闾、林非、李国文、卞毓方、梁衡、李存葆、石英、刘长春、郭保林、杨闻宇、冯伟林、耿立、陈启文、王开林、李木生、张加强、筱敏、唐韵、素素、苏沧桑等一批作家的作品则共同构成了历史文化散文创作新的景观。
1990年代末以来，历史文化散文曾一度走入困境。这与一些作品存在的明显缺陷有关：一是作品中的历史叙述往往为知识所累，很难看到作者的情怀，本应属于背景的史料，因着作者的引述，反倒成了文章的主体，留给读者的想像空间很小，使人读起来难以喘息；二是缺少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化反省、灵魂撞击，缺乏精神的发掘。在不少文化历史散文中，看不到那种穿透历史，进入人性、人生和精神家园层面的精神思索。
近年来历史文化散文创作得到了新的发展。大量新作的接连问世给历史文化散文注入新的生机。对传统的回顾，对现代化的吁求，对人性的思考，对传统艺术的整理和吸收，构成了作家们不同的写作路向，但在作品中，都表现了宇宙感与文化感、人生感的融合。
王充闾近年来的创作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分析探索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问题及其历史命运， 表现出对独立自由的心灵世界的向往和对扼杀个性、制造奴性的封建统治者的明确的批判立场。王充闾2002年创作的《用破一生心》[16]在人性深度上超过以往，作品重在写曾国藩的生存状态：他活得太苦、太累，他的痛苦来源于内外两界：一方面来自朝廷上下的威胁，位高权重的他终日陷于忧危之中，畏祸之心刻刻不忘。另一方面来自内在的心理压力，他要时时处处戴着人格的面具，一言一行都要维持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样是临深履薄般的惕惧，从而形成了他的分裂性格。封建社会并没有先天地为有着宏伟抱负的曾国藩之流提供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若要获取一定的权势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实现立功成名的愿望，就必须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俯首甘为昏庸君主、阴险太后的忠顺奴才，取得他们的信任和倚重；而这是以丧失人格和一己的独立性为其惨重代价的。通过对这类悲剧人物的解读，我们可以思考人生中的许多问题。之后，王充闾又接连创作了《他这一辈子》、《灵魂的拷问》、《人生几度秋凉》[17]等作品，通过历史人物，解读人生，体现了思想的深度。
林非对中国文化的深入解读建立在现代意识之上，一方面，他渴望与古代那些心存高远、灵魂洁净的志士仁人对话，向着悠远的历史敞开心扉，寻求知音。《询问司马迁》、《浩气长存》等作品给这些遥想中的英雄注入血脉和生机，显露出作者的生命情怀和价值理想。另一方面，对于封建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始终进行着深入批判。《古代美女息妫的悲剧》[18]不是仅仅讲述古代美女横遭楚文王霸占的悲剧，作者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权倾天下、强取豪夺，为所欲为，蹂躏美践踏美的专制君王，更深刻地联想到我们经历的那个特殊的时代：更大的悲剧在于对人的灵魂的驱遣和精神的控制。《在卢梭铜像面前的思索》[19]中，言在卢梭，意在对人类精神之路的深入思索。作者曾经被卢梭“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如果没有平等，自由便不可能存在”的文字深深击中心灵，点亮理想之炬，但走过漫长的精神之路以后，却看到卢梭的局限：他把领导公民和国家的“主权者”理想化了，作者发问，“难道那些领导者在掌握了庞大的权力之后，一点儿也不会滋生出霸道与贪婪的念头来？况且是在消解了任何有效的保证措施之后，难道就不会开始走上假公济私和为所欲为的邪路？不会这样一步步地膨胀和堕落下去，成为说一不二和肆意压制别人的独裁者？”这些发问将读者的思索引向深处。《话说知音》中，作者一面感受着伯牙在失去钟子期之后的悲怆，但却想“唐突地劝慰他”，不要轻易放弃，只要坚韧地弹奏下去，一定会引出“第二个、第三个直至更多的知音”，在理解知音难觅的同时，呼唤更坚韧的“寻找”，其深意可能正在于此。
李国文从文人之死的角度切入知识分子问题。《司马迁之死》、《苏东坡之死》、《龚自珍之死》、《王国维之死》等作品从不同角度写出知识分子的命运。“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出世与入世，在野与在朝，又想吃，又怕烫，要不吃，又心痒的重重矛盾之中”（《李太白之死》），道出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20]
近年来一些中青年作家的写作成为历史文化散文创作中一道新的风景。《墨海笔记》（刘长春）、《谁与历史同行》（冯伟林）、《傲骨禅心》（张加强）、《季节深处》（陈启文）等散文集显示了历史文化散文新的面貌。这些作者出生于五六十年代，大多从事与文学无关的工作，却都有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力和对文学的挚情，他们的创作为历史文化散文增添了生机。青年学者耿立对抗战历史的描述以其人性深度和思考的力度引起关注，《缅想的灵地》[21]对民族英雄的敬意和对告密者的鞭挞引发人们的深思。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一些女作家的创作。她们以“诗”与“思”结合的创作对历史文化散文进行了新的诠释。筱敏是一位有独立意识的作家，她的历史散文《人牲》[22]描述史前殉葬的人的悲惨命运。这些“人”没有名字，像是大片大片没有名字的玉米，没有人注意他们的区别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忧伤他们生命的分量，他们生来就为献祭准备着，“他们必须不断地献上太阳的养料—人的心和人的血”，人牲看到“猩红的血从天阶顶端流淌下来，在每一级阶石上渗开，让每一阶石丰润饱满，而后一级一级向下淌去，在每一个转角都开出一枝火焰之花来。漫空是腥鲜的气味，是生灵的气味。这是太阳神嗅之而心喜的气味，人牲知道神是怎样为自己涂抹胭脂树红的了”。“人牲”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存在，透过这样的文字，我们能够仅仅将眼光留在对史前文明的遥望吗？唐韵的《谁为暴力屈膝》[23]受到关注，不仅仅因为作者描写了“这个”成吉思汗的生活经历、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他的杀人如麻及铁蹄征服世界的过程，更在于她的质疑：“为什么今天的人们把成吉思汗奉为‘最伟大的英雄’呢？”，还在于她沉重的提问：“我们是否可以让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人们，为他们这种对暴力的向往和屈服，对生命的蔑视和践踏而感到耻辱呢？”庞天舒的《昭君的草原》[24]、朱旭红的《西施是谁》[25]，都对人们一直沿袭的历史看法提出质疑，重新解读久远的，但是能够给人以启发的历史生活。
3、表现激变时代的苦乐人生
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变化。表现变化着的现实生活，成为散文的重要内容。一些作家承载“五四”传统，关注底层历史，关注沉默的大多数，关注正在消失的乡村和乡村中不幸的人生，关注普通人身上表现出的美好品质。但言说姿态与“五四”时期的一代启蒙主义文学家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的已经不是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重，他们已经不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是唤醒民众的“呐喊”，而是用理解和欣赏的态度感受那些还未遭到现代工业社会解构的处于自然状态的生活，从中发现那些让人心动的东西，或者感受在沉默中深藏着的苦难和快乐，或者发掘在苦难中仍保留着的闪光的精神。张承志的《与草枯荣》[26]在没有记录的历史中寻找历史。在内蒙草原上“一次次目击平凡的生死，它陪伴我用30年的注视，仔细观察了一个民族肌体的自然代谢”，这些牧民象草一样无声无息地生长、壮大，直至死亡。但是，这平常的生，平常的死，平常的消失的人，都是生长的诗。、冯秋子的《荒原》[27]、韩少功的《月下浆声》[28]、刘家科的《乡村记忆》[29]、李登建的《短工市》[30]、李雪峰的《回家的花朵》[31]、阿贝尔的《一个村庄的疼痛》[32]、周同宾的《真不该忘了他们》[33]等作品自觉地与生活底层的普通人对话。
近来，更有《关卡》[34]、《爱着你的苦难》[35]从打工者的角度，诉说他们的真实境况。底层生活需要表现，更需要用理性去击穿生活的表象，而进入深层探寻。《关卡》中的“关”和“卡”是打工者心中的两个结，“像两个寓言与象征”，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伤口和弹片。《我和刘高兴》中的刘高兴是一个“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的城市中从不为人关注的拾荒者中的一员。作者直接走进这些挣扎在最低层的人们的生活深处，体会他们无处诉说的冤情，“我为这些离开了土地在城市里的贫困、卑微、寂寞的人和他们受到的种种歧视而痛心着哀叹着，一种压抑的东西始终在左右我的笔。……我无法摆脱一种生来俱有的忧患，使作品写得苦涩沉重。” [36]读到这类作品，我们通常理解中的平等、自由、人的权力、人的尊严等等问题难道还只是写在纸上的词汇？哪一个有良知的人内心不会被深深的刺痛？
近年来的城市生活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建筑在变，道路在变，生活节奏在变，心情在变，这些变化构成了新的“都市人生”。素素的《模仿的大连》[37]、阿成的《城市寓言——走进哈尔滨》[38]、刘元举《感觉城市》[39]等作品，直接面对城市的变化，城市的特点；莫言的《陪考一日》[40]、南帆的《快》[41]、韩小蕙的《什刹海滋味》[42]、于坚的《昆明，我的电影》[43]等作品则呈现城市生活中的不同侧面，反映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生活情趣、生存焦虑等千般滋味。
一批军旅作家创作了许多反映军人生活的作品。长期以来，对于战争、灾难这种大事件的整体性关注，对于军人精神风貌的整体性描述一直是军旅文学最重要的特色和亮点。军旅文学似乎只属于那些搏击疆场的英雄，那些可歌可泣的人物，那些与历史有着重大关联的宏大叙事。近年来，没有了战争，没有了硝烟弥漫的战场，生活日渐平静，军人也成为众多职业中的一种。多数情况下，军人所面临的也是大量平凡的日常生活。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姿态、那种激烈的矛盾冲突和英勇献身的英雄主义热情似乎已没有了太多的展示天地。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军旅作家写什么，怎样写，似乎成了一个问题。每位军旅作家在这个最古老的问题面前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困境不能不说是一种机会，它使军旅作家不再作为一个板块出现。多元的、散乱的、没有热点，没有中心的状态为军旅散文向个性化、多样化，向生命本体的回归提供了条件。
杨献平在《巴丹吉林的个人生活》中讲述着一个普通军官在沙漠边缘上一个小小的军营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按部就班的日子：“我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生活，飘浮在黄沙、驼迹、车辙和尘土之上，令人厌烦而又不知疲倦。我知道，这是我们必须的生命之路”，正是在这种平淡的、缺少变化的日子里，得以仔细体会冬季的漫长、春天的姗姗来迟和匆匆而去，得以从一棵树的死感到命运的不可预测，“在这片沙漠生存，我们已经将树乃至一枚小小的不知名的草，当作自己生命和生活的一部分了。它们的自然的生或是死，都可以令我们内心欣喜或是疼痛，这绝不是像报章上通常说的环保意识增强了，而是对自己生存环境的一种维护。” [44]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时间和空间的有限性之中，无论身处何地，都难以做到每时每刻都有充满戏剧性的体验，而且，对于多数人来说，更多的是平常的状态，即使是军人，在没有战争的时候，也要体会平常中的存在，平常中的自我造就和自我完成。当写作滤去了那些编造的惊心动魄的故事，生活的常态才能以最无遮拦的方式展现开来，而写作者也才能在沉思中转而向内，细心咀嚼“此在”的生活与其他生命最普遍的联系。
另一位更年青的军人凌仕江在青藏高原上“一个人的哨所”中，孤独着，向往着，做着梦，想着远方。“哨兵远离人群，军装的使命将他幽闭在宁静的哨所，幽闭在虚幻的美好中。在这里，家园成为哨兵幻想的远方。城市是远方，乡间是远方，人群是远方，甚至能看见灯火的不远处，哨兵也敏感地将它定义为远方。”（《一个人的哨所》[45]）在这里，“远方”已不是一种实有，而是一种期待，一种人在孤寂中的心灵愿望。
4、在心灵隔膜中呼唤人间挚情
人间挚情是文学作品永远的主题，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尤其是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外在压力不断增加的现代生活中，人们有时会从心底产生对亲情的珍视。散文帮助人们重新唤起那些美丽温情中带着感伤的东西。近年来，表现亲情、友情、爱情的情感类作品佳作颇多。一些作品是进城的儿女思念远在乡间的父母，其中有对童年生活的记忆，有对父母一生辛劳的感恩之情，也有对乡间习俗的切身感受，这类作品大多写得深沉而有沉甸甸的情感分量。因为这类题材不可重复使用，将一生的体验置于一篇并不很长的作品中，而且隔开了时间的薄雾回头看去，再加入成熟后的作者的思索和复杂的人生感受，就更增加了感染力。还有些表现亲子之情的作品，在远行送别或朝夕相依中闪烁出至情至性的火花，写得亲切动人，催人泪下。像这样选取了各不相同的角度，很独特地切入自己挚爱的方式，有的活泼灵动，有的深沉而耐人寻味。除此以外，也有表现出现代社会中父母与儿女之间的隔膜、摩擦与怨恨……这类作品很受关注，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最不容易绕开的话题：永远的爱与痛。
阎纲的《我吻女儿的前额》[49]中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感写得淋漓尽致，是近年来最受关注的至情的文字。柳萌的《永远的愧疚》[50]中忙碌的儿女不能报答母亲深恩，甚至母亲临终也未能见上一面，这种愧悔在快节奏的现代人心中引起共鸣。朱寿桐《从俗如流》[51]表现在乡间祭奠母亲的庸俗仪式中的复杂心情：一面是无奈，一面也似乎想从中得到一点心灵的安慰。王兆胜在《三哥的铅色人生》中写尽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残疾青年悲哀、沉重而无望的人生:“如身陷泥淖,似泰山压顶,若心在暗夜,永无光亮可言”，[52]读之让人感叹，世间有多少这样背负苦难走过一生的普通人，多想想他们，我们便不会让自己的心在现实的享乐中漂浮起来。
公刘的女儿刘粹的《诗在你在—接父亲回家》[53]、孙犁的女儿孙晓玲的《摇曳秋风遗念长》[54]、臧克家的女儿臧小平的《短巷情长》[55]、沈从文、张兆和的孙女小红的《奶奶在花园》[56]以大量的生活细节表现着这些文学家的动人之处。而且，作者生活在这些文学大家的身边，能够把握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又受到文学陶冶，把这些大家的神采和精神世界生动地展现开来。
5、在凡人小事中体现人生趣味
也有一些作品走向平凡与普通的人生状态，关注凡人小事，关注现代人的世相与心态。这些作品内容大多无关宏旨，谈论美食、品茶、饮酒、垂钓、狩猎、种花、养猫、养狗、衣着、花鸟、起居、雅趣及语词、典故、音乐、民俗、读书、赏乐、看画、收藏等等，已经遍及各类刊物报纸。有的报刊甚至开辟专栏，大量地披载闲适性的小品，力图在此种悠闲的情趣中消解烦恼，获得沉醉休息的片刻，从而为处于商品社会激烈竞争中的人们，提供一片宁静的憩息之地。
其中一些作品已经变成商品化和大众传媒制约下的消费文学的一部分。它的主调式表现为从崇高走向小品、诙谐、幽默、轻松之喜剧的发展趋势。追求宁静淡泊的艺术情境，情绪自然、语言亲切、娓娓道来，摆脱了那种无病呻吟的矫饰文风，也避开了带有悲剧性的感伤主义情调，较充分地体现了散文这种文体的本义。
闲适文化的兴起与社会文化变革有密切关系。经济占据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后，市场经济对文化的占有促成了一些新的文化现象的产生。文化消费品成为时尚，在这种社会条件下，“闲适”性作品使人在片刻中沉醉休息，为处在商品社会激烈竞争中的人们提供一片宁静的憩息之地，使传统文化中的名士精神有了新的土壤。
当然，在一些“闲适”性作品中，实际上也往往是在清闲淡泊的美学追求中渗透对生活的深度理解和深意探究。许多作品是在闲适的情绪或美的感受中，寻求指向重大命题的意蕴深度。但毕竟，散文形式、结构、语言上的特点使其以极大的优势进入现代消费，这样，文字的趣味就成为一种导引，把读者引入一片艺术世界。当然，在这一片散文天地中，既有对无序的、消闲的优雅趣味的公开追求，对怀旧风尚的迷恋，也有一种在对日常生活琐事的描绘中导引出来的对“意义”的探寻。两种不同的期待来源于对同一类文学体裁的阅读，恰恰是在这里，文学的功能得到多方面发挥。
如徐坤的《短信息的狂欢节》[57]中形容在教室里短信横飞的局面“短信息这时就象一群快乐的苍蝇,嗡嗡嗡通过数码媒介在我们的课堂里振翅飞翔.”贾平凹的《看世界杯足球赛》把世界杯写成了色彩丰富,五光十色的人生，让人感觉趣味无穷。他写意大利队与加纳队的一场比赛：“很多女性都喜欢意大利队，因为意大利队历来的队员俊朗；很多男性却支持加纳队，因为加纳队是神秘之师，希望能成为黑马。……如果说意大利是足坛上的贵族，加纳便是平头百姓，两厢争斗起来，看客们如我们的大多数便是既羡慕贵族又盼望平民能这一回把贵族灭了。果然两队是踢得激烈，人是风行，球如流星，每一个队员都是头上下雨。”[58]对于球队的这种比喻，对于看球人内心的描写生动传神，让读者也从文字中体会到看球的快乐。林希的《走路》从最平常的“走路”中看出人生的各种色相。“走路，千姿百态。健步如飞，大步流星，是一种走法；前呼后拥，一步三摇，踱方步，也是一种走法；步履维艰，如履薄冰，自然又是一种走法；新穿靴子高抬脚，穷人乍富，更有一种走法。还有一种走法：‘常将冷眼看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类如‘四人帮’，也很是走过几步的了。[59]
这类文体在市场化的21世纪颇受青睐，有些已经变成商品化和大众传媒制约下的消费文学的一部分。但是，当这种文学向日常生活的靠拢一旦无限度无选择时，一旦它逐渐丢失了文学的诗性品格，而仅仅成为转绕生活场所所弥漫的气氛和心情的表白，甚至成为一些作家文人生活起居的流水账簿、成为“名人打喷嚏”的记录时，它的消极性也就逐渐显示出来。
6．问题与展望
散文收获很多，但也存在明显的问题：首先，散文的文体意识正逐步淡化、泛化，散文已经彻底地从书斋中走出，完全撕去其神秘的面纱，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公共话语形式；散文的写作空间无限扩大，谁都在写，谁都在诉说；各种各样的文字都以“散文”相标示。其结果是淡化以至抹杀了散文文体的规定性，只要不分行，就是散文。散文作品铺天盖地，充斥于报刊的各个版面。这固然反映了文学的繁荣，也是文学大众化的一种标志，但它所带来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而泛化的结果，必然是对散文内在规律的颠覆。
其次，在散文创作中，庸俗化倾向亦是不容忽视的：高尚与低俗并存，潜心创作与任意恶搞同在，以美为美与以丑为美激烈拼争。当前，一些文章注入了太多的游戏成分，充溢着水分和废话，内容稀薄，精神缺席；有的泡沫膨胀，淹没了散文诗性，粗糙、草率，缺乏美感；有的虚假造作，背离真实，使散文陷入信任危机。
再次，缺乏个性、趋向时尚化也是散文发展中的一个问题。置身于实利化、技术化的社会环境里，面对着物质、权力、市场对于人的主体性、独创性的冲击，显现出心浮气躁，个性迷失的趋向；特别是伴随着科技迅猛发展、智能化过程加速，文学写作方式、阅读方式发生剧变，各种传媒竞相追逐趣味的大众化，更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文学的个性、独特性、深刻性。反映在散文创作中，个性化缺失现象比较严重。追逐时尚，消解深度，使作品成为一种表象化、平面化的精神符号；强调话语表达的即时性和现场性，使作品成为快餐式的读物。在这种时尚化写作中，一些散文已不再成为作家表露自我意愿的特殊形式，成为作家人格精神的外露，而是一种旨在加强消费功能，以追踪时尚为乐趣，以迎合大众热衷时尚的心理为目的的文化经营行为。
在散文风头正劲，甚至形成一种令人目眩神摇的文体“狂欢”的态势中，还应守护住散文的理性思索和诗性追求，坚持内心真实与对外在世界真实感知的统一，葆有悲悯心与道德底线等基本价值。
21世纪中国散文最能引起读者注意的是散文中出现的理性色彩与深度追求。如前所述，作为对禁锢个性的散文状况的反拨，散文从书斋走向平凡人的生活，一部分作家开始关注凡人小事，关注现代人的世相与心态。也有一些作家写“小花小草”及由此触发的小感悟。但另一方面，创作中的人文精神进一步增强。一些作家将对生活的关怀升华为一种文化意识，一种精神意向，从中体现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对人类命运，人类的痛苦与解脱的探索。在这种掘进中，仍然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性。这两种路向各有其产生的当代原因，而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散文丰富的表现域界。这些散文家有的专事人文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又有志于散文创作，力图把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倾注在自己的创作中。这些作家的创作大多关注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关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文化问题和人生问题，追求人生智慧，有深切的终极关怀和现实关怀，体现出在特定人文地域环境中所达到的人文理想。他们在追求人类精神的内在性上与闲适散文形成对照，作家落笔或许是在一个自然景观，一段生活趣事，甚至一片叶、一朵云上，但却探究下去，努力走向宽阔与深沉，走向文化思考。作品大都笔墨散淡、蕴蓄深厚、视野宏阔，追求深度。这些作家将较多的理性内容渗透到散文创作中，探究宇宙、人类、历史、社会、人生的种种奥秘，更关注文化问题，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他们的创作充满书卷气，将学识、智慧与文化意蕴融为有深度的创作，给人以思想的冲击。他们的创作代表了当代散文创作能够达到的思想深度。当然，问题与希望同在，只有更多的作家自觉地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者，散文才真正能因为其精神的深广度而得到读者认同。
注释：
作者简介：李晓虹，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1]韩少功：《进步的回退》，海口，《天涯》杂志，2002年第1期。
[2]史铁生：《想念地坛》，上海，《文汇报》，2002年8月27日。
[3]张炜：《方式和内心需要》，大连，《都市美文》2003年第3期。
[4]周国平：《单纯》，天津，《散文海外版》2003年第1期。
[5]王开岭：《仰望；一种精神姿势》，大连《都市美文》2006年第1期；李晓虹编选《2006中国散文年选》，第1页，花城出版社2006年12月。
[6]周国平：《走进一座圣殿》，大连，《都市美文》2003年第10期；李晓虹编选《2003中国散文年选》，第13页，花城出版社，2004年1月。
[7]南帆：《七尺之躯的空间》，北京，《十月》2001年第5期。
[8]刘烨园：《致苍凉》，林非等编选《21世纪中国经典散文·人生百味（卷）》，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7年10月版，133页。
[9]詹克明：《生命需要等待》，北京，《青年文摘》2005年第4期。
[10]陈村：《人之老》，上海，文汇报2005年2月11日。
[11]卞毓方：《少女的美名像》，西安，《美文》2002年第6期。
[12]潘向黎：《好的东西，都是不变的》，上海，《文学报》2006年3月9日。
[13]林夕：《第五只轮胎》，北京，《中国人口报》2006年4月20日。
[14]张大威：《结局》，大连，《都市美文》2009年第3期。
[15]余秋雨：《文化苦旅》，上海，知识出版社1992年3月第一版。此书开历史文化散文先河，产生了极大影响。之后，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成为散文创作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参见李晓虹《中国当代散文审美建构》第九章第一节《余秋雨：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批判关怀》。
[16]王充闾：《用破一生心》，北京，《人民文学》2002年第3期。
[17]以上三篇作品均见《王充闾散文》（插图珍藏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3月版。
[18]林非：《古代美女息妫的悲剧》，天津，《散文》2004年第6期。
[19]林非：《在卢梭铜像面前的思索》，大连，《都市美文》2006年第4期。
[20]五篇作品均见李国文著《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
[21]耿立：《缅想的灵地》，天津，《散文海外版》2010年第3期。
[22]筱敏：《人牲》，西安，《美文》2004年第7期。
[23]唐韵：《谁为暴力屈膝》，天津，《散文》2002年第7期。
[24]庞天舒：《昭君的草原》，西安，《美文》，2002年第8期。
[25]朱旭红：《西施是谁》，西安，《美文》，2002年第8期。
[26]张承志：《与草枯荣》，上海，《上海文学》2001年第2期。
[27]冯秋子：《荒原》，西安，《美文》2007年第1期。
[28]韩少功：《月下桨声》，上海，《文汇报》2004年.7月14日。
[29]刘家科：《乡村记忆》，北京，《人民文学》，2003年第7期。
[30]李登建：《短工市》，北京，《阳光》2002年第6期。
[31]李雪峰：《回家的花朵》，邢台，《散文百家》，2006年第8期。
[32]阿贝尔：《一个村庄的疼痛》，北京，《中华散文》2002年第7期。
[33] 周同宾：《真不该忘了他们》，邢台，《散文百家》2010年第1期。
[34]王十月：《打工记事：关卡》，海口《天涯》2007年第6期。
[35]塞壬：《爱着你的苦难》，海口，《天涯》，2005年第1期。
[36]贾平凹：《我和刘高兴》，西安《美文》2007年第8期。
[37]素素：《模仿的大连》，贵州，《山花》2002年第6期。
[38]阿成：《城市寓言——走进哈尔滨》，贵州，《山花》，2002年第5期。
[39]刘元举：《感觉城市》，《北京日报》2002年1月20日。
[40]莫言：《陪考一日》，天津，《散文海外版》第2期。
[41]南帆：《快》，北京，《人民文学》2003年第3期。
[42]韩小蕙：《什刹海滋味》，福州，《福建文学》2006年第2期。
[43] 于坚：《昆明，我的私人电影》，《文汇报》2010年3月5日。
[44]杨献平：《巴丹吉林的个人生活》，沈阳，《鸭绿江》2002年第7期；李晓虹编选《2002中国散文年选》，610页，花城出版社，2003年1月版。
[45]凌仕江：《一个人的哨所》，西安，《美文》，2002年第10期；同上，616页。
[46]王宗仁：《烟坟》，《橄榄绿》，2002年第7期。
[47]王宏甲：《腰铃声声》，《美文》，2002年第8期。
[48]宁明：《大海有多高》，大连，《都市美文》，2006年第5期。
[49]阎钢：《我吻女儿的前额》，天津，《散文》2001年第6期。
[50]柳萌：《21世纪中国经典散文·永远的愧疚》，林非等编选，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7年10月版，56-59页。
[51]朱寿桐：《从俗如流》，《钟山》2001年第4期。
[52]王兆胜：《三哥的铅色人生》，《都市美文》2005年第8期。
[53]刘粹：《诗在你在—接父亲回家》，《随笔》2003年第.3期。
[54]孙晓玲：《摇曳秋风遗念长》，《天津日报》2003年5月15日。
[55]臧小平：《短巷情长》，《工人日报》20 04年3月12日。
[56]小红：《奶奶在花园》，《散文海外版》2004年第1期。
[57]徐坤：《短信息的狂欢节》，大连，《都市美文》2003年第5期。
[58]贾平凹：《看世界杯足球赛》，西安，《美文》2006年第8期；李晓编选《2006中国散文年选》158页，花城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59]林希：《走路》，云南，《大家》，2001年第2期；收入李晓虹编选《2001中国散文年选》，240-241页，花城出版社，2002年4月。
[60]陈染：《家居琐记》，云南，《大家》2002年第1期。
[61]凌力：《平民美食》，《北京文学》，2002年第1期。
[62]冯唐：《读齐白石的十八次唏嘘》，北京，《人民文学》2009年第1期。
[63] 林液渊：《黑白间》，《北京文学》2010年第6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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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虹、王兆胜编选2001、2002卷《中国散文年选》分别由花城出版社于次年1月出版。
李晓虹编选：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卷《中国散文年选》分别由花城出版社于次年1月出版。
李晓虹编选：《新世纪优秀散文选》，花城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李晓虹、温文认编选：《三十年散文观止》，花城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发表于《广播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