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脚印　　

——纪念父亲郭沫若

我在父亲身边生活了38年，直到父亲去世后整理他的文稿时，我才真真地感到父亲的博学和非凡，也才真真实实地感到与父亲的差距是那么那么地大。回忆父亲，很想写一篇好的纪念文章。但脑中浮现出的往事太多，恐怕又力不从心。我想还是以琐记的形式写写在父亲身边生活的一些经历及对父亲的认识吧。

　　在重庆

抗日战争时期，我出生在重庆赖家桥乡下的防空洞里，随后妈妈就在乡村养猪的茅草棚里渡过了产期。比我大一岁多的哥哥汉英是在重庆的医院是出生的。父亲说：产后没几天，他接母亲出院时，刚走出一百多米，医院就被日本飞机轰炸了，火光冲天。

我随父母亲在重庆生活了6年，在重庆育才幼儿园生活了一年多。在往返的路上时常可以见到用破席卷着的弃婴。日寇“五三”、“五四”大轰炸时，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被反锁在防空洞里，警报解除后长时间没开门，致使大人、孩子、老人全部憋死在里面。这一幕幕悲惨景象给我们幼小心灵留下很深很深的烙印。那时，为了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每年夏天要搬到赖家桥，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人们住在一起。在城里的时候，也常常有警报，常常要躲日本飞机轰炸。有时警报很频繁，小小年纪的我们常跟着大人拼命地往防空洞里跑，但父亲为了写作，为了谈工作，有时警报响了，催他不动。我们跑出了家门又跑回来叫他：“爹爹，快走啊！”只听爸爸说：“知道了，我马上就来。”但等警报解除了，他还呆在家里没动。

著名的借古讽今的历史剧《屈原》在重庆问世了。随后他又写出了《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剧本。我们也被大人们带去看过父亲的戏，只记得剧院门口人山人海，父亲的戏很受人们的欢迎。演员金山、白扬、张瑞芳等人都常到家里来，父亲很赞赏金山表演的屈原，特别喜欢他表演的“雷电颂”。

我们在重庆的生活很俭朴，记忆中的米花糖、甜米汤都是好吃的东西。弟弟民英看到街上橱窗里好吃的东西，对妈妈说：“我的口水怎么老是往肚子里咽啦！”小时候和哥哥、弟弟傍晚跑在赖家桥金刚坡小丘间，穿着妈妈做的布衫，举着整枝的盐水煮毛豆，那种美滋滋的儿童心理，到现在也一直不能忘记。

爸爸要写大量的文章，有大量的社会活动。妈妈要操持家务，做饭、缝衣、理发，还要学俄语，参加文委工作和中苏友协工作以及组织图书出版等。白区中的父母时常受到特 务的骚挠，生活很不安定。在抗战胜利后不久的校场口事件中，父亲挨了打，衣服也被撕破了。混乱之中，被及时地转移出来。父亲很气愤，回家稍稍安置后，又安排人到医院看望被打伤的群众和朋友。

父母亲的社会活动很多，而我们的年纪又很小，时常由父母亲带着走。现在留下的史料照片上可以见到携着哥哥，抱着的我。在重庆，我们跟随父亲到过“曾家岩”，也常能见到“好爸爸”、“好妈妈”（我们对周总理和邓妈妈的称呼）。他们也叫我们“好儿子”、“好女儿”。我们也参加过欢迎叶挺将军出狱的庆祝大会。十二岁的叶扬眉姐姐操办大会，写对联，迎宾客，致欢迎词。父母亲对她的文才，口才、能力十分赞赏。扬眉随父亲同机堕落了。那天清早我坐在床上，突然听到妈妈对爸爸说，扬眉姐姐和她爸爸妈妈全都摔死了。我哇地一声痛哭起来。扬眉姐姐虽然早逝了。她在欢迎会上的高兴的神情，清甜的讲话声，还不时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父母亲悲痛极了。父亲当即写出了《哭希夷》（叶挺的字）《哭秀文姐》、《哭扬眉》、哭……的挽诗。

1945年父亲为了庆祝苏联科学院建院120周年，到苏联访问了50天。这是我们第一次离开父亲。无知的弟弟世英对着天上飞过的飞机大叫：“爹爹，爹爹，你快回来啊！你听见了吗？”在父亲访苏期间，妈妈挑起了生活、工作的全部重担，等待着父亲的归来。父亲访苏归来，家中来了许多客人，十分兴奋地听着父亲的访苏见闻。那时苏联驻华代表米克拉雪夫斯基及汉学家费德林也是家中的常客。一次，为庆祝父亲访苏的成功，他们畅饮过量，米代表从我们住的天官府破楼梯上滑滚下去。爹爹酒醉不醒，我坐在一旁伤心地大哭，说：“爹死了。”害得妈妈忙着照顾爸爸，还要来哄我。

最令人兴奋的是日本投降的那几天，重庆的百姓沉浸在一遍欢乐之中，鞭炮、灯笼、欢呼、歌唱，庆祝中华民族的胜利，为中华民族而自豪。我们也高兴极了，再也不用怕警报了。重庆的一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在上海

蒋介石发动内战前夕，为了工作全家转移到上海。我们在上海虹口迪斯威路（现在的漂阳路）居住了一年多。

我开始上小学啦，两个弟弟十分调皮，不时来几次让父母亲担惊受怕的事。一天，许多人来家里开会。穿着棉袍的弟弟民英落进了院里的水池里，世英不敢叫大人，只站在池边叫他“游过来，游过来！”还拿根小细竹竿准备搭救他。当开会的大人发现时，民英冻得唇紫发抖，大病一场。更危险的是，一次民英弟弟的乒乓球被压扁了，好心的哥哥要用开水烫圆它。谁知在拿高处放着的暖水瓶时，瓶中溢出的开水烫了汉英，他便把水瓶向后一抛，刚巧抛到了站在身后的民英头上。下午刚冲的开水，连同碎胆玻璃碴把民英弟弟的脸、胸、背、胳膊的皮大块烫落，吊挂在指甲下，那时他才四岁。汉英被吓呆了。父母亲为此操碎了心，他们轮流陪民英住院，精心护理他。记得给民英胸前换药时，妈妈每次把弟弟放在大桌上剥离纱布，尽量减少他的疼痛和防止感染，真是够难的。在学过医的父亲、当过战地护士的母亲的家庭护理下，民英烫伤的恢复出现了奇迹，除了在胸前留了几块疤痕外，其他部位都痊愈了。

刚到上海，妈妈怀着妹妹已经6、7个月。组织上要在我们家用家庭聚会的方式给文化人士传达延安的精神。大着肚子的妈妈到处秘密通知开会，又买餐具，又买食品，给几十人准备饭菜。我记得妈妈的腿已经很肿了，爸爸和医生一按一个坑。爸爸在外面谈事，参加活动；妈妈收拾会务，做菜累得站不住，就跪在地上做。卤炒煎煮样样都有，那时爸爸常对人们夸奖妈妈：“小于啊，很能干。”大家都很爱吃母亲做的饭菜。

上海的白色恐怖也很厉害，当时特务经常骚挠群众集会，把会场砸个稀烂。有些人士已经被吓退了，不敢出席集会。但父亲却有请必到，从容不迫地参加活动，在会上还激昂慷慨地发表演说，一次纪念普希金的大会上，特务混在会场里和大门外，父亲仍然到会并讲了话，之后不得不由后门撤走。

　　在香港

内战开始了，进步人士在国统区很危险，组织上安排革命进步人士往香港转移，以便以后转到解放区。为了掩人耳目，全家分成两批走，爸爸带着汉英、世英两个男孩乘英国大客船去香港；妈妈随后带着我、身体还未痊愈的民英及一岁的小妹妹平英第二批走，大家在香港碰头，那是1947年底。在香港汇合时，妈妈像两军会师一样高兴得不得了，抢着叙述自己一方的遭遇。

爸爸一行在途中遇到大台风，昏天黑地，海浪滔天，巨大的英国客船好像一片叶子随着海浪上下沉浮，左右摇摆。汉英说他们都穿了救生衣了，紧抱在船上，真以为活不了了。但出于意料，一天多过去，大海又风平浪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爸爸说几次到日本，乘那么多次船，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大的风浪。我们跟随妈妈也是提心吊胆。客船为了加油在台湾高雄港靠岸，许多警察上船搜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那时为了安全，由妈妈带着父亲的重要手稿，当然包括谴责蒋介石制造内战的政论文章，如“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独裁”等等。船上找不着帮手，妈妈决定上岸，一手抱着妹妹，一手拎着手稿箱，让我们跟在后面下了船，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总算躲开了搜查。

高雄很热，水果很多，叫卖声和水果香味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台湾是个美丽的地方。

在香港为了找住房花了不少力气。因为既要实用，又不能太贵。一次爸爸带着全家去看房，被介绍人骗了。介绍人借口去找人不回来了，还拿走了一些钱，害得爸爸和我们在偏僻的地方饿着肚子站了4个多小时。经过一番周折，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父母亲选定住在九龙柯士甸道的单元楼房里，我和哥哥上香岛学校小学部。这个学校汇集了不少进步人士的子女。

在香港爸爸边写作，边到一些大学演讲，讲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展。家里常有特 务来捣乱。一次，两个特务闯到家里来骚挠，气势很凶。父亲想怎么办呢？他灵机一动，到别的屋子里转了一圈回来，把手揣在裤袋里，顶着一支钢笔作成手枪样子，大吼让他们出去，否则就不客气了。这一下倒还管用，特务怕闹出大事来，便退走了。事后父亲说，他也担心，如果这两个再不走，真不知发生什么事。

解放了的土地连成片了。工作要求父亲北上。走前全家合了影留作纪念。父母亲不知道路上会发生什么事，也不知还会不会见面。我们小孩子不知道照相是为了送爸爸。爸爸走后妈妈也一直瞒着我们，说爸爸是到达德学院讲学去了。我们常问，爸爸讲学怎么还不回来？妈妈计算时间，估计父亲已到达东北的时候，才告诉我们爹爹去解放区了。她怕我们知道早了会因为失嘴而坏事。

我们十分想念爸爸，这是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离开他。我们喜欢爸爸用四川口音教我们的歌谣。

喜欢他在空闲时和我们蒙着眼睛捉迷藏，更喜欢他趴在地上当马，让我们骑着满屋子爬……

　　去解放区

1949年5月的一个晚上，妈妈带着我们5个孩子乘船离开了香港。上船后又热人又杂，统舱已经挤得满满的。妈妈让哥哥看着妹妹和行李，带着我和世英、民英上岸，敲开一家店铺的门，买了两张帆布行军床，就在船舱机房外的过道边过了一夜。5个孩子用了两张床。机器轰鸣声，船员，客人川流不息，又吵又热，坐在一旁的妈妈一点没睡。一起北上的许多朋友热心帮助联系了船后甲板上医生睡的小房，付了钱后我们全搬进去了。在船上过了七天，大家互相关心，还组织聚会演节目。我和小朋友一起表演了《兄妹开荒》：“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唱，唱得太阳红又红……”

经过一周的航行，我们终于到达了天津。船靠岸，搭板放在船上，热情、兴奋的弟弟世英、民英就冲了下去。一下子就跳过去搂住一位站岗的解放军战士，像见到亲人一样叫着“解放军！解放军！”一种回了家的心情，一种欣慰的心情油然而生，大家是那么融洽。

我们住在天津市的一个招待所里，等着什么时候见到爸爸，那时爸爸取道东北到捷克首都布拉格开会去了。一天，我们在招待所外的马路边玩着从香港带来的小汽车，只听得一个操着洪亮湖北口音的伯伯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是哪家的娃娃啊？”当我们告诉他我们姓郭时，他很亲热地说：“是郭老的娃娃，见到爸爸了吗？”“很快会见到的。”后来跟妈妈说起这个胡子伯伯时，才知道这就是我们早就听说过的贺龙伯伯。在天津，我们参加了黄敬市长举办的大型招待会，欢迎同船到解放区来的朋友，这么盛大的活动还是第一次参加呢。

　　在北京

在天津住了一个多月，我们便转到了北京，暂住在老北京饭店，在那里和爸爸会师了。

在北京饭店我们看到了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到处是坦克、大炮、欢乐的人群、做成五角星的灯笼……毛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声音传遍了全世界，传入了每个中国人，包括我们这些不满10岁孩子的心。

建国以后，父亲出任了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文联主席、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妈妈也更加繁忙了，协助父亲工作参加活动，照管我们，从早到晚不得休息。记得妈妈第一次参加宴会时，还穿了一身灰色列宁装。人们劝告她要穿得漂亮些，第二次妈妈参加宴会时改穿了一身白色旗袍，稍稍化妆，真是美极了。妈妈希望有机会投入革命运动中，1952年初，她离开我们到广西参加了半年的土改。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里，小弟弟建英出生了，而妈妈亦病倒了。妈妈到外地治病期间，父亲时常在星期日抽空带我们去郊游，还从大觉寺移回了一株银杏小苗，栽在西四大院胡同5号的院子里，起名叫“妈妈树”。这棵树又随全家从西四大院胡同5号移裁到前海西街18号。现在它已经长得很粗壮了，每年要结很多果子。

我们在北京居住了下来，随着共和国的成长，我们度过了少年、青年、中年时代。现在父亲最后的住所——北京前海西沿18号被命名为“郭沫若故居”，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父亲去了，在院子里留下了他喜欢的石头、用过的笔、耳机；留下了他栽的银杏树、种的牡丹花等等，父亲的办公室、卧室及客厅，还有被我们称为“妈妈屋”的母亲的写字间都依旧陈列着。

这是一代伟人，这是一代历史。

父亲1892年出生于四川省东山大佛旁的少湾镇。他一生的努力使家乡父亲为之自豪。乐山的百姓说郭沫若是乐山的骄傲，是四川的骄傲，是中国的骄傲。

为了中国的新生，父亲在学生时代就背井离乡，只身渡海赴日求学，要以实业救国。在日本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冈山六高，又考上日本录取分很高的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成为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骄傲。

为了中国的新生，父亲创作了划时代的新诗代表作《女神》——《凤凰涅■》、《地球，我的母亲！》……又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志同道合者创办了“创造社”，在青年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为了中国的新生，父亲从日本回国参加北伐，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在撤退途中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蒋介石还担任北伐总司令时，父亲洞察形势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而被蒋介石通辑。

为了中国的新生，患斑疹伤寒的父亲同意由日本转道去苏联，但在日本被警视厅、巡视厅监视而不得自由。客居日本的10年，父亲一面研究中国历史，出版了8本考古学专著，得到日本皇族西园寺公望的推崇，一面在指导东京左联的文学活动。

为了中国的新生，“七七事变”后的父亲又只身回到了祖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日本投降后，在蒋统区又组织文化人士把矛头直指挑起内战的蒋介石腐败政府，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由一名民主革命的斗士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父亲在繁忙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中，仍然有大量的文学、考古、历史剧、诗歌和译文作品产生。很多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人说，郭老的精力过人，他70多岁时我们跟他外出考察、走路都觉得跟不上他，我们已经很疲劳了，而郭老还坚持早起，晚上写东西……

解放后，我们的生活条件变化了，父母亲经常告诫我们要保持一般人的生活水平。对于父母亲来说，他们并没有把个人的财产看得那么重。父亲生前几次把珍贵的藏书及自己的手稿捐给北京图书馆。一次是1955年，另一次是1963年。他把留在日本的图书送给了日本亚非图书馆。在50年代，父母亲把《沫若文集》及其它书的版税都捐给了国家，1964年把稿费的绝大部分交了党费，又用一部分稿费在中关村给科学院科技人员修了游泳池；1952年他把荣获的“斯大林加强国际和平奖金”全部捐给了“和大”（现在对外友协所在的大院），修建了一座办公楼和一排职工宿舍；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文化交流，父亲频繁出国，却从没领过一次制装费；《蔡文姬》、《武则天》上演了，父母亲将演出费用来酬劳导演、演员，招待科学院、科大及各方希望看戏的朋友们。

对于做人，父亲是有自己的准则的。“文化大革命”前夕，在一次会上，父亲提到要把自己的书都烧掉，这是凤凰含薪自焚，在烈火中永生的意思。万物不断地推陈，不断地出新，这是万物发展的规律。父亲渴望新生。但当时，谁又知道这场“文化大革命”以后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事隔不久，乘父亲不在北京时，并没有征得父亲同意的情况下，这个内部表态被公开了，他被推进了政治旋涡。父亲无法解释，他无法再说什么。但父亲并没有烧掉一页书，而是用他的行动在“四人帮”否定一切文化遗产的时候，仍然在进行英美抒情诗集的翻译，在写历史人物的评述，在发表一篇篇考古文章……

在“文革小组”用“‘八花（八个样板戏）齐放’代替‘百花齐放’”（——父亲语）的年代里，“四人帮”迫于国外舆论，要做出繁荣文化的姿态，他们要请父亲出来，要让父亲做样板剧团的顾问，又请父母亲搬进钓鱼台去住。江青亲自带父母亲到钓鱼台去看房子，指定在江青、康生两人中间的一座楼里。江青说父亲是“国家财富”，他们是服务员，有什么要求，可以尽管提。她在京西宾馆师以上干部看戏时，又故作姿态地扶着父亲走在前面……然而父亲在“文革小组”权力高度集中、横行霸道的时候，凭着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既没有同意做顾问，也没有住进钓鱼台——这个当时被一些人认为是“圣地”的禁区。父母亲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父亲是清醒的，他是在冒着极大的风险……

批林批孔开始后，高龄的父亲病倒了。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他14次出院入院。值得庆幸的是，他看到了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的历史场面。这是对他最大的告慰！

父亲去世了，他的精神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