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怀念（节录） 黄烈
2016年10月13日 来源： 作者：
开端
往事象轻烟一样淡淡地飘没了，但也比较凝重的部分久久不会散去。我与郭老相处的日子，就有一些难以忘却的往事，时常在思绪中起伏。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中国科学院党组织决定调我担任郭沫若院长的秘书，帮他处理一些学术方面的事务，在他家中办公。当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时，我的思绪是复杂的。
当时我正在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工作，处理担负实际工作的多为一批三十岁以下的中青年，他们都各有专业，有的来自各研究所，很有些人对学术行政工作不够安心，希望下到研究所去，我也是其中之一。处的党组织为了稳定人心，抓住一位同志（后为著名冰川学家）为典型进行批评教育，自然我们也少不得做些自我批评，表示一切服从党安排。经过了这样的思想教育，所以要我帮郭老处理一些具体事务工作，使他能腾出时间去作更有价值的工作，这样的价值观念我就完全能够了。我是学历史的，郭老是我所崇敬的前辈，能在他身边亲聆教诲自然是件难得的好事。记得我第一次读郭老著作是在抗战期间，1942年父亲到重庆去开会结识了郭老，回家时带回了郭老送给他的近著《薄剑集》。当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对书中的论证并不全懂，但崇敬的感情却由此开端。郭老比我父亲年长一岁，我是象对父辈一样尊敬郭老的。郭老学识渊博，涉及的方面很广泛，我能不能当好他的助手，这倒是我感到最担心的事。当父亲知道我的顾虑后说，郭老是会量才任事的，我也就释然了。
事情虽然谈妥了，但因郭老即将率中国科学代表团访日，本来打算等郭老回国后再到职，但由于立群同志的一再催促，没有等郭老回国我就到大院胡同五号郭家开始了工作。根据于立群同志的倡仪，由我与她合作清理郭老的藏书。郭老有一间面积约三十多平米的书斋，比起一些藏书家来，收藏并不算丰富，但却比较实用，象四部丛刊、二十四史等一般应用书还比较齐备；没有什么善本书，只有《管子》有几个比较好的版本，也是郭老在编著《管子集校》时新近搜集到的。学问家可能是藏书家，但藏书家不一定是学问家，从书斋只能看到主人治学的方面，而难以揣度治学的深度。郭老不大注重版本，早期可能是经济不允许，1986年我们访问日本东京亚非图书馆沫若文库，翻阅了郭老在日本留下的一千余册藏书，那里也没有什么珍贵版本。正因为版本普通，郭老在读书时，毫不吝惜地用铅笔和钢笔划了重点，并作了不少眉批旁注，给我们留下了比珍版更珍贵的学术遗产。解放后郭老的经济条件已非昔比，完全可以收购一些善本书，但郭老并没有这样做，也许是他不讲求版本已成习惯。记得1956年有一位中年人曾抱着一部祖传元版《资治通鉴》向郭老求售，郭老翻阅后问价，索十根金条，郭老为之惊诧，立刻挥之使去。清书工作我与立群同志分工，我审定内容，分函分类，于立群书写书套，她的书法很有功底，字迹遒劲工整。经过十来天的劳动，杂乱的书斋居然面目一新。
一天的早晨，我照例在书房工作，突然郭老由于立群陪同来到书房看我，郭老头天回到北京我还不知道呢！郭老穿着一件中式的蓝上衣，很亲切地握着我的手，感谢我来这里工作。我在院部已多次见到郭老，但无由交谈，郭老自然不会认识我，应该说这是初次见面，但郭老的随和和亲切，使我很快地解除了突然来到的紧张感。为了便于工作，在书房外间摆了一张很宽大的写字台，可以两人对坐，我就在这里度过了几个春秋。郭老几乎每天来到这里，坐在我的对面，处理一些由我初步清理后请他过目的信件文书，他也在这里向我部署工作，有时把写好的文章交给我看看，有时要我帮他查书找资料等。在这一段时间，名义上有四位秘书，即于立群、王廷芳和我，还有一位科学院派来的政治秘书，但他并未真正到职任事。我们各有分工，但也有交叉，偶尔也互相代替。郭老曾经很风趣地说，一张桌子四条腿，全靠你们支撑了。这就是我在郭老身边工作的开端，应该说是一个愉快的开端。
当助手与用助手
郭老治学大半辈子，并没有用过助手，累累成果，从搜集资料、进行研究、写成著作，直到校对清样都是亲手完成，这就使郭老的作品具有完全属于郭老的可靠性，以及掌握治学全过程的完整经验。他又是一个自学成功的典范，大学知道郭老是学医的，他在文学、史学、古文字学方面取得辉煌成果，都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而是靠自己探索前进。正因为如此，也就没能什么门户之见的束缚和陈规旧矩的约束，他在诸多学科取得创造性的成就，与此不无关系。我担任他的助手后，他并没有改变原来的治学习惯，一般学术文章都是自己一气呵成，只偶尔要我帮他查核一些出处和校订引文，征询读后意见。他十分尊重我的劳动，并不要求我过多地从事辅助工作。
1956年，郭老在学术界人士的一再要求下，抽出时间增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该书在1934年和1935年在日本分别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出版，在国内甚少流传。现在要合为一部，旧日图版多半不够清晰，需要大量更换，考释文字亦要补订，这是一面相当繁琐的工作。郭老身兼多职，社会活动频繁，补订工作一一亲手已不可能。郭老乃决定由自己补订文字，要我帮他更换图版。在考古所的协助下，我们找到了不少原拓本，但仍嫌不够，郭老乃将自己藏书中的《三代吉金文存》交给我，要我在其中选择清晰的器铭图版挖下替换，当时这部书是很贵重的，要破坏它很觉可惜，但郭老却毫不介意。在这里，藏书家和学问家的分野是再清楚不过了。由于我缺乏出版方面的知识，挖图中空白留得太少，以致不能遮盖《图录》中原有黑边，这样会影响出书的质量。郭老看了并批评我，也未流露出丝毫不愉之色。当年夏天，郭老同他的全家到北戴河度假，并要我同去，其实郭老是利用度假的空闲来完成《大系》的补订工作。每天他都起得很早，在房厅外摆了一张小圆桌，坐在藤椅上开始了工作，他则要我真正度假。有一天我到他桌旁，看他的工作进度，谁知他正在用毛笔蘸着水粉一点点地在涂抹我所留下的黑边，弥补我的疏忽。这样机械的工作完全可以交给我补作的，但他并没有，在学术上他是在尽他最后审订的责任，哪怕是一个标点，一点墨污，也要由自己亲手改正。
郭老虽身居高位，学贯中西，但在学术交往上从来都是平等待人，只问学术是非，不计地位高低。有些当时还属无名之辈的青年人与郭老却有文字之交。郭老对我也是平等相待，扶助而不损自立。记得1956年冬，郭老在写《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一文时，要我帮他查核汉简资料，我从居延汉简中给他送了几条，他用了其中一条。我对汉简是有点基础的，当时史学界正展开汉代社会性质的讨论，我感到兴趣，因此写了一篇《释汉简中有关汉代社会性质诸例》。郭老来到书房时，我顺便交给了他。郭老看了题目后马上带回到自己房间，两小时后他又回到书房，把文章交还给我，上面用毛笔批着“这篇文章很好，建议历史研究编辑部采用”，后面是郭老的署名。我再翻阅里面，郭老竟为我作了编辑加工，把标点符号都规范化了。这对我这刚刚跨进学术门槛的无名之辈是多么大的鼓励，又是多么深切的教诲!后来编辑部抽去了郭老的评语，把文章交给贺昌群先生审阅，得到肯定的评价后发表了。
在学术争论的旋涡中
史学界为了纪念伟大史学家司马迁，曾根据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说，拟于1955年举行司马迁诞生2100年纪念。郭老重读了王文，认为王说不确，乃作《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一文，据郭老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应是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比王说晚了10年，这就引起了史学界的争议，见诸报刊反对郭说的文章，论证也并不精密，可击之懈甚多。郭老问我是不是可以写点文章参加讨论，我从史料解释的角度写了一篇驳斥对方的文章，但对郭说也没有完全肯定。郭老看了我的文章后沉默中带些惊诧，居然连我也没有接受他的观点是出乎他的意料的。但过后他也就不以为意了。从这件事中我完全能理解在重庆时期，郭老与杜国庠同志在墨子问题上有过激烈争论，但他们却友谊弥坚的道理了。郭老的豁达与坦诚我是深有感受的。
1956年的秋天，陆定一同志打电话给郭老，请郭老领衔编写一部中国通史，供县级以上干部学习使用。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当然得组织一批力量进行。郭老当即邀请了几位史学界有影响的人物，在他家中商议，应约而至的有范文澜、翦伯赞、尹达、刘大年四位。大家围着一张圆桌而坐，郭老把陆定一同志的意见讲了以后，都表示赞成。当郭老谈到这部书应采用的分期主张时，很轻松地向着范老说，我和范老在分期上有点不同的看法，还是采用春秋战国之际吧!范老微微一笑，翦老点头认可，会谈似乎进行得很顺利。当谈到组织写作力量时，从全国着眼罗列了断代史方面的一些骨干力量，例如：魏晋南北朝史唐长孺、唐史汪◆、宋史邓广铭等等，他们当时还都是中年人。当场指定由尹达负责组织。如所周知，郭、范、翦在分期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郭、范论战激烈，他们坐一起竟这样容易地达成一致意见，真出乎我的意料。但后来实践证明，事情的发展却远不是那样简单。
1957年的秋天，陈毅同志向郭老推荐冒老先生到科学院工作，说冒老在反右中表现好。郭老考虑到历史三所(近代史所)曾有任张国淦先生为研究员之例，张在北洋军阀时代曾任过总长；也许冒老对近代史研究会有所帮助，要我去三所探询一下是否可以接纳。我找到刘大年同志，说明郭老的意见，大年同志说这事得问范老，当即领我去找范老，我说明来意后，范老勃然大怒，情绪激动地说，为什么一所(郭老兼一所所长)不要，推给三所。范老的震怒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仅仅是探询，照常理是不应该引起震怒的。还是大年同志打了圆场，待以后再说。回去后，我没有把经过告诉郭老，只说了事情不大好办一句话，郭老也没有再问。这件事似乎使我悟到了一点蓄积与引发的道理。
郭老逝世不久，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冲击郭老的风，情况是复杂的，有学术上的是非之争，也有在学术名义下的意气之争，也不乏混水摸鱼之举。我曾与尹达同志谈了谈感想，他的有些话很有意思，他说：郭老在学术论战中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有时出语激烈，文字尖刻。在解放前他是在野的身份，解放后身份变了，但他论战的风格没有变，这就会给一些人造成压力，伤了感情，但郭老自己并未觉察到这一点。我很同意尹达同志的见解，我想这的确是郭老的短处；但从中也可以看出郭老的可贵之处，在他的自我意识中永远把自己看作学术界的普通一员，可是现实地位和影响他又不是普通一员，这就产生了他自己预料不到的矛盾和后果。
动乱岁月
十年浩劫中，我的家庭自属在劫之数，自己也疾病缠身，心情郁闷，但一颗赤子之心尚依然如故。1969年中苏边界形势东西两面都紧张起来，国土主权出现了危机，我的心情很不平静。1966年红卫兵大抄家时，家里的藏书资料被抄得狼藉不堪，事后从废纸堆中我找出了十多张20年代的中苏新疆边界地图，其中有一份手绘塔城地区中苏边界改变状况的草图，我想如果这些东西能送到负责谈判的主管那里，可能会有用处。但我这样一个被“文革”潮流冲入底层的人，何由而能上献呢?我想起了郭老，郭老的日子虽然也不好过，但他的背后终究有总理，这份材料交给他是不会白费的。于是我向郭老写了一封信，只是想把地图寄给他，并不想去见他。郭老在接到我的信的当日就写了复信，说：“你所开列的十一种新疆地区有关中苏边界的地图，可能很有用处。希望您亲自拿来我处看看，再作处理。许久不见，很想同您谈谈。”郭老平日写信都用的科学院的信封信纸，而这一次竟用旧信封翻过自糊的信封，用废文件背面的空白作信纸。这样的变化，可能出于节约，更可能是不愿与科学院联系起来，因为科学院机构已经瘫痪了，郭老是讲求实事求是的。见面时郭老虽显得苍老了一些，但精神还好，很平静。他很认真地对待这一次的会见，事前把有关中苏边境的现有地图都搬到客厅，以便查对，还摆上了放大镜。郭老显然为我如约来到而高兴。“文化大革命”把人与人的关系都弄得扭曲畸形，而我与郭老却一如既往。我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创伤，郭老是知道一些的；郭老家庭付出的代价我也是知道的，我和郭老都竭力避免触及双的伤痛，而专注地校对地图，研究处理办法。郭老在肯定了地图的价值后，决定写信给中苏谈判中方代表团长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同志。三天后我又接到郭老的来信，说：“外交部今天派了两位同志来把地图十一张取去了，他们向您表示感谢。余湛同志信，请阅存。”郭老是以那么积极负责的态度在处理这一桩事；我庆幸郭老已从丧子的悲痛中恢复过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去做对国家民族有益的事情，郭老有着多么可贵的一颗赤诚的心。
那几年，郭老正处在两次受冲击的中间阶段，生活相对还比较平静，但实际工作除了送往迎来的外事活动外，并没有多少事可做。郭老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出于长期的习惯，总要找些文字工作来做。1969年3、5月间，他翻译了日本学者山宫允编选的英诗集。郭老自1947年结束《浮士德》，已20余年没有搞过整本书的翻译了。译诗，可能为了填补生活的空白，借诗抒怀，未曾准备发表。大约在完成译诗以后不久就开始了《李白与杜甫》的写作，这本书没有序言，外间多不明写作时间和原委。1969年11月初我见到郭老时，他要我帮他查一查储光羲的几首诗抄寄给他；随后他又函询“服药求神侧，多为药所误”两句诗的出处。这些都用到《李白与杜甫》中去了。储光羲诗收入《全唐诗》，适为郭老藏书所无，我家里也没有，我知道历史所的图书室是有的。当时历史所已在工军宣队的管制下，图书出借和阅读都已停止，只能天天读“红宝书”，读其他书是要犯风险的。我找到为宣传队所信用提拔为连长的一位青年，他原是我选拔来所的，当我说明原委后，他允许我进入书库，很快地完成了查抄。谁知这位连长又向工军宣传队报告了，这一下可引来麻烦，工军宣传队为了切断我与郭老的联系，通知郭老说我是受审查对象，请郭老不要与我往来；同时找我谈话，要我交代问题。我有什么问题好交待呢?这样，我的“越轨”行动就此停止了。
后事
1978年6月12日郭老与世长辞了，消息传来，我真不敢相信，但却又是事实。我接到通知，去北京医院向郭老遗体告别，多么熟悉的面容啊!但已经那样安祥地熟睡不醒了。一阵心酸，我不禁失痛痛哭，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在恍恍惚惚中我回到了家里。
郭老逝世的三个月后，我有幸参加编辑《郭末若全集》的工作。当我翻阅到有些文稿时，郭老写作时的情景立刻浮现在我的脑际，他的沉思，他的挥笔，他的一言一笑，宛然如在眼前。二、三十年的岁月流逝了，我能在近耳顺之年为郭老再尽绵薄，感到欣慰。郭老留给我们的是一座学术的富矿，有志者尽可深入去挖掘。郭老也为我们作出了精神的榜样，为了祖国的今天和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