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行远 我负其导（节录） 罗培元
2016年10月13日 来源： 作者：
登高行远 我负其导（节录）
——从郭沫若同志游学之杂忆
瓢泼冷水与自我冷却
1960年郭老同连贯同志来广东度假，我将习作的一些旧体诗抄一份送连贯看。他说送郭老看不更好吗？这正是我所想望的，便请他代送。不久，连贯将诗稿退还给我，说郭老看过了，他有点生气，批评说，调子太低沉，有好些不像是共产党员的诗。这给我泼一盆冷水，有点失望。不知是为了安托我呢，还是讲的真话，连贯说，不过郭老说你的文言文还有点根底，可以学写旧体诗。当然，我对自己的语文根底也是有自知之明的，自觉不会因为连贯这两句话而增加了自己点什么，但很想和郭老一见，有机会向他解释说明一下我所作的一些他认为坏诗的背景和心情，并表达一下我对旧体诗的题材也应该多样化的看法，主要的是想说明一下调子十分低沉的《庐山诗组》，通过它说明我在“三面红旗”高潮中在基层接触到的现实。
我在1959年的《庐山诗组》中表现出的极不乐观的思想，甚至可以说是极沉痛的心境的诗中有这样一些句子：辞山心切系归途/看我岭南稻熟无/车上拒寒唯热泪/半明灯火入洪都/（《辞庐山之南昌》）；户外呀呀鸟欲泣/正悲巢结此山中/（《庐山将雪》）；只今无妇哀沦落/却有时人哭当歌/（《琵琶亭遗址》）。当时，全国的老百姓种稻麦梁粟为生，哪个不希望庄稼早熟呢？我去江西时，岭南水稻未熟，嗷嗷以待者，不是千万户人家吗？当我们离庐山前夕，整个山林给白冰盖了顶，山上住房固然没有煤气，自九江到南昌的火车也没有；南昌是省会城市，当我们晚上九时左右到达时，我说的“半明灯火”，用旧诗“白发三千丈”的夸张手法来描写，换上“几家灯火”也未尝不可的。当时我敢于将这些诗送给郭老看，相信郭老是诗人，是能就诗言诗的。果然，郭老全不像后来“文革”时遇上的那样，一下子就会给我挂上“政治”罪名，把这些作为反“三面红旗”，反“庐山会议”，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铁证；相反，看来他歌颂“三面红旗”的诗也已由少到无了。对此，他没对我讲过半句话。
尽管如此，尔后我在广东陪郭老游览有六次之多，加上在北京、湖南的接触，不下20多次，十次见面总有八九次谈到或给我指点到诗文，他却从没有提到连贯转达过的对我的诗词的批评那回事。例如，1961年1月间我陪他夫妇去海南岛作“候鸟”——这是郭老自喻的话时，招待所负责人同我商量如何千方百计做以保证郭老夫妇的副食品供应，并婉言请郭老取消宴请当时同住在三亚招待所的北京来的少数文化界朋友。我差不多整晚没入眠，成七绝《夜宿鹿回头椰庄》一首，第二天请他改正，他欣然赐教。原诗是这样的：重裘乍卸一身轻/一枕椰香月半横/天籁和鸣人籁寂/心潮似浪海潮生/。他看了后，问：“我告诉过你，可偕你爱人一起来，为什么不呢？”显然郭老把我的“心潮”看得像是诗经《关睢》里的鸠心之潮了。其实在当时情况下，我一个人陪他去，招待所的同志虽不吭声，心里总觉得招待困难了，怎么能让陪人又带伴侣呢？何况我寂寞的心境远不是这事呢。不过，这些话都不好同郭老说，我只回答说：“我近来很多时睡不好。”郭老不再讲寂寞的事，他提笔把“似浪”改为“伴着”，说“浪”和“海潮”的“潮”字意嫌重复。我说“伴着”二字白话化了一些。他说：“咳，想不到你的脑子还那么固执这些，白话入旧诗有什么不好？黄遵宪和郁达夫都是这样做的。”我注意力没有放在这用词上，我只想到这位大诗人，为什么不批评我在这首诗表达的感情上有什么问题了呢。
我后来把他亲自校对的1977年出版的《郭沫若诗词选》考究一下，看到：1963年他在访韶山诗中虽仍有“地上乐园天下是，人民公社乾坤变”的句子，而在1961年6月16日写的赠张云逸诗（二）中却显然含有批判“大跃进”的内容了。诗中云：“实事唯求是，虚夸所戒将。”同年10月《登锦江南楼十八层》中云：“万事唯求是，三山一扫空。”能否因此推想郭老已从他自己的体会中理解到我在几年的困难时期的感受了呢？我不能对此下判断。从上面提到的引诗中，可否猜出郭老下笔之时已脱出温婉语气，而在心中的着重点放在“万”字和“戒”字上了呢？我还在后来一个日历牌上看到郭老“敢于实事求是”的题字，就更加深地理解他了。他这“敢”字是可圈可点的。
“愿与后生东说西话”——陵阳
尽管世人对郭沫若的诗词不无微词，但郭老始终是难望项背的我国当代大诗人，不论新诗，旧诗都是如此，不论他早年、中年、晚年所作的都是如此。在我国当代旧诗坛中杰出的旧体诗人南社祭酒柳亚子先生，在1943年作诗《次韵答沫若》中结句云：“云台他日定相逢，群是星虚我房昂。”柳老于诗坛自视甚高，以中兴大将自况，论诗，说是只钦佩毛主席一人，而于郭老，则在二十八星宿中自比东西方两宿，以南北方两宿位郭老，在读郭老《甲申三百年祭》后题诗云：“高文我拜鼎堂贤”，这在文人相轻积习较重的我国文人中，推崇对方到如此地步，自是不同寻常的事体。
我有向郭老学习旧体诗的机会，总是不轻易放过的。在1961年陪郭老游广东及其他各地时，我随时注意到向他的一言一行学习，首先是向他学作旧体诗词。本来我有随行日记一束，把所学之事一一记下，可惜在文革中失散了，现在只能把所能记忆的一些事情记下来，而主要谈的自然是学诗的事情。
人们都承认郭老写诗有极高的天赋，境界高超，感情丰富，才思敏捷，有曹植七步成诗的本事。所以他每到一处，就所见所闻所感写成诗词，也随时应人请求写出诗来。有些人看了郭老的一些急就章或以类似标语口号的文字入诗，认为有粗制滥造，马虎塞责之嫌。其实在我看来，这看法不无偏颇。就我接触的几件小事可以看得出来。例如我陪他到海南岛后的第三天，便写了一首以海南岛为主题的五言律诗，其中有写宝岛、热带作物、矿产丰富及猿声已不哀等句子，请他指点。他说我过去不曾来过海南岛，要写全岛的诗，非得东南西北中看过一遍是写不好的，又指出我写的是众人皆知的一般化句子，没有特性。我乍听之下，觉得不好理解，还自辩说：“李白梦游天姥不也可写出好诗吗？”他说：“你忘了越人语天姥的句子吗？”这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李白梦中所游，许多是猜想，更多的是写出实景，而这些实景如没有人对他说过，描述过，双料的李白也写不出来的，朦胧诗也不应太离谱。后来我虽到过海南岛东、中两部，西部寸土未入，便把原来的稿子扔掉了。
我还看到郭老每到一地必找当地的地方志来读，虽然还可看出郭老是历史学家，有历史癖，但诗料往往可从他的渊博的知识中洋溢出来，加上他跑了海南岛东西南北中四条路，写出的《颂海南岛》便有这样的两句：“鹿回头上射飞鸢”、“自古琼瑶称此岛”；在《访那大》中有“先秦古籍传儋耳”之句。他曾向我要从化、肇庆、番禺、中山、汕头这些所游之地的县志，可见他每到一地决不是走马看花，草率于诗文的。此外，对现场景物，他也十分注意观察。如海南人采摘椰子，不细看的人以为是用手采摘，但郭老的诗是这样写的：“椰实人蹬落碧天”，这就把采椰人爬上椰树之后，两手抱着树干，用脚来蹬，椰子一个个脱离树干从高处掉下写出来了，当然在高耸的椰树下看来，加上诗人的夸张，就像是“碧天”了。我以为这是郭老写旧体诗的一个对事物观察深入而加以艺术形象化的一个好法子。
郭老偏爱李白及其诗词，有颇多像“难于上青天”一类的名句，如早年《凤凰涅槃》中的“眼泪倾泻如瀑布”，晚年《悼念周总理》的“天不能死地难埋”等就是，举不胜举。当然这些都是诗人意象中的话头，讲到状景描物，郭老也不是凭臆测成句的。1962年1月间的一夜，我们在越秀山的听雨轩吃过“太阳鸡”后，轩主事请郭老题诗留念。这本来是应酬之作，可是郭老为了描写夜景的一句诗，打电话问我该处夜景有何特色，我答不出要领之后，他竟然在夜间11时以后亲自从东湖驱车到越秀山四外张望一番，得了实地观察以后才下笔，这就是《题广州听雨轩》中“水上楼台摩北斗”句子的由来。又如在游西樵山或鼎湖山时，他为了能突破前人自下自侧描写的成例，竟以年逾古稀高龄之身，不顾众人劝阻，爬行到山崖顶端观看，把连贯弄得提心吊胆，两颊为青，大呼“不得了，不得了”。现在大家到广州泮溪酒家贵宾厅所看到的郭老的题诗中的第二句“槛外亭亭入画图”，也是他在餐前独自凭栏眺望了好一会以后所得。当然，局外人也许把郭老的这些看似平常之句，而在郭老，则是非常认真观察的结果。
也许我们这一辈人对作旧体诗的评价问题，和郭老这前一辈人的看法有不尽相同的角度。“大跃进”的1958年4月，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老先生曾来广州，他为广州工商界的“大跃进”和“交心”行动所感动，现场题诗。郭老看了，连声称道，“好诗，好诗”。他说，陈老是科举时代做的试帖诗出来的，他受的“诗刑”比现在的人都多、都久，今天能破除许多老框框，从许多束缚中解放出来，写成这样通俗明了的诗，岂不是十分难能可贵吗？我在海南岛鹿回头写的《虞美人 晨游小东海》一词，他认为“诗情焕发豪情在，椰下将词改”中的“在”字应改作“迈”字才有气势，并且“豪迈”是通行词。我说，我查过《袖珍诗韵》了，“改”、“迈”不同韵，他说我太固执，还说韵书也是人造出来的，不是天经地义。而当我写《过通什》时由于我误以“母”为虞韵，写了“慈母织绣裙”，这诗没有给他看过便在《南方日报》发表了。他看后十分不满意，说我该平处用了仄，“母”字应改为“亲”字，还以毛主席还有好多未发表的诗为例子，批评我急于发表的非是，这是我同他接触以来所受到的直接的严厉的指责。还有一个例子也说明郭老为了一个字的平仄，却又认真到何等的地步。1962年的“三八”节，他和我们到中山县访中山故居，时正值中山县妇女集会庆祝“三八”节，女代表要他写诗，他答应了，写了一首词《卜算子》，首二句云：“人道中山好，‘三八’刚来到”。在场的人都说好，我对这词牌没研究，也说好，并且把他写好的字迅速转交给妇联的同志了。在从中山回广州的路上，我还反复哼吟它。不料过了几天，郭老秘书王廷芳同志自北京来了电话，要我迅速通知中山县把该条幅作废，由郭老在北京另写直寄中山县。原来郭老回京后觉得首句“好”字出了韵格，应是平韵位，便将原文“好”字改为“遥”字。这样，词律是合了，但郭老这“候鸟”是在海南和广州过了冬后才去中山的，路不算遥，也远没“好”味了，后之有历史癖如郭老及其从者，如何考证这首《卜算子》写作的时与地呢？为了这个缘故，我也给在上文提到的郭老改我的词中：“豪情迈”的“迈”字在发表时仍然用回原文的“在”字，“迈”字好是好，但其如当今旧体诗界中的人言可畏何！在旧框框之前，大诗人如郭老尚且不敢破格，何况我呢。
在这里，我还想提一提关于郭老访中山县中山先生故居的题诗在广东引起一些议论问题。郭老的《访翠亨村》第二首中结句云：“百年史册春秋笔，数罢洪杨应数公。”诗发表后，广东一些跟孙中山革命过的老一辈国民党人颇有意见，认为郭老贬低了孙中山的地位，把洪杨凌驾孙中山之上。郭老听了大为诧异，气恼形于言色，说发这种议论的人不懂诗也不懂历史。上句讲明是史册，按历史顺序来数不合，难道要倒过来数罢中山数洪杨才合吗？
字立纸上，人立世上
郭老的字很好，这是当代书法家所公认的。他字如其人，奔放豪迈不拘绳墨，逐个看有个别字不那么相称，整体看浑然天成。我拿他给我写的条幅到北京的荣宝斋装裱，店中人说，你一下子居然得到郭老两幅字，可见你同郭老的关系非同寻常。我说只是随他学习的师生关系。他说难怪、难得。他还不客气地说：“您同志且莫怪我，郭老的字，装裱工价是按特等收费的。”当然，我是乐意出这工钱的。
郭老遇事认真，写起字来要用自己随身带的文房四宝，墨要新磨，不用现成墨汁，写条幅时也十分用力气，冷天时要宽衣写，暑天写字则弄得大汗淋漓。他说，古人说写的好字，力透纸背，我以为要字立纸上。我看他每次写字，都要提到这句话，我看他提得多了，说：“我看到有不少人的字很好，人们裱呀，挂呀，有的还刻上石头，可是政治运动一来，连他同大家照的像也挖了去，更不说他的字，‘杭巴郎’（全部）给清除了，怎么立呢？”他没想到我会联系到政治运动来考虑问题，怔了一阵子，不胜慨然地回答说：“那是另一回事了，那是另一回事了。”确实，十年动乱中，郭老的字也碰上政治灾难的时候，拿他在广州泮溪酒家所题的一首七律来说，他写的字原是横幅，像武汉市文化界某同志所说，笔下颇有“茅台气”溢出，可文革一来，店经理也得把它“监护”起来。打倒“四人帮”后才重见天日，但横幅变为长条，字也已没了“茅台气”了。我近年看到一个相当大的火车站，竟然把郭老字体的站名，用别的有点像一般商店“招牌字”的字体代替了。我为此百思不得其解，郭老的字果然立不稳吗？是新的价值观作祟，还是有眼不识泰山呢？这只好由时人或后人来评议了。
郭老对于请求他写字的人，是有求必应，从不吝惜笔墨的。郭老是为了名吗？也不见得。他的政治地位、文名、书名早已蜚声国际，没有必要在我所见到的求书者中建立名望。我看，郭老对要求写字者有求必应，是一种表达他对党领导下取得一系列胜利的兴奋心情的满足感，是为人民服务精神的体现，是一种联系群众的方式、手段。其可贵在此，其可敬在此。
郭老对古代名家的字很有兴趣。在端州，他摸挲许多碑文，诗意指引我看李北海写的碑文。他也钦佩李氏的为人，认为历史上写得好字的人多如牛毛，学习写字的人不要依样画葫芦，重要的是写出自己的风格。他曾要我借包世臣的《芝舟双楫》给他看，叫我有空也看看，说包对执笔运锋，研究独到，学书者涉猎一下也好。我当时心目中除了“大王”之外，容不下别人。可是他说，世传王羲之的字多为依托，这可令我感到突然。一次，大概是1963年，他到我家一趟，看见我写字桌上有一本在文德路旧书店买到的兰亭序定武刻本的影印本，他一口气把本子里粤学者李文田的跋文读完，说李氏有大见解，认为今本兰亭序是后人伪托，与他这位也是兰亭怀疑派的论断不谋而合，他越读越显得高兴。原来郭老正从新出土的晋代墓碑——特别是王羲之兄弟王兴之墓碑文仍多为隶书体而证明后来流行的《兰亭序》帖是后人伪托之作，又从兰亭序与临河序对比中看出连序文也是伪托。这次郭老看到李文田对《兰亭序文》早于他已提出三大疑点，李氏又写出“文已无有，何有于字”的“千万世莫敢出口”的大胆论断，就无异于又找出一个百多年前学者的“同调”，其高兴可知。这些论断，丰富了郭老自宋以来所涉猪到的怀疑兰亭序的见解，这也是后来郭老据以同章士钊、高二适以至商承祚的这些对王序肯定派的论辩的主要根据之一。郭老1965年在《文物》杂志上写的文章，把李文田的定武本跋文全登了出来，并且说是“我自己最近才知道有这文章的”。可见当时郭老看了我的兰亭藏本中李氏的跋文十分高兴，是事出有因的。本来我当时正在习写《兰亭序》，对定武本的字体爱不释手，但郭老既然要了，我不得不“谨送”了。郭老答应日后交文物出版社翻印出来后送我两本，但后来郭老没有实现这诺言。1965年6月中旬，郭老夫妇小住白云山庄休憩，由于郭老兴至，分别于12日夜和次日晨默临《兰亭序》两本。在我陪他们去汕头的前两天，和他们相见了。郭老拿他默临的两帖给我看，并问我要哪一本，我说两本都要，他哈哈大笑，随即给我12日夜临的一本，我陪他们到了汕头。18日早上他问我要了去，在帖尾加上“罗培元同志以韩珠船旧藏定武兰亭影印本相赠，书此以报之，郭沫若补注于汕头。”他大概想起我在广州讲过的“两本都要”的话，又慷慨地将他另一本送给我。在贴末注上“培元同志惠存沫若默临第二本”。这样，我便成了“举世无双”的两本郭临《兰亭序》的拥有者了。这比郭老未实践的寄我翻印的定武本不更珍贵千万倍吗？
在汕头，由于一同下海游泳，经历了初夏的炎热，郭老问我有无扇面，他可为我书写一幅字。我身上什么也没有带，趁大家午休我到街上买了一把唯一能买到的几毛钱的白扇，请他写。他看了说，这样的便宜货不值得写，但他一面讲，一面叫为他准备笔墨。他随即写了首句叫“八一岛头初下海”的七律一首，署名鼎堂。这诗在郭沫若全集中未见，我冒昧于拙著《小夕斋诗词集》中《奉和鼎堂老人》诗末刊出了它。如果郭老在世，我得请准了他才刊登的。
耻辱柱上永远钉着谁？
1965年7月在汕头辞别郭老夫妇以后，他们便没有来过广州，我赴北京开会，都有拜见。可是“文革”一来，便只能在报章见到他的一些活动情况；打倒“四人帮”之前，我被审十年，不准对外通信，待打倒“四人帮”后的1977年春起彼此才通音讯。
我给郭老的第一封信在告以近况之外，特意说到他1965年赠给我两本墨临兰亭序幸存，已裱好，请他作个题签，他回信说他已忘了此事，我只好把两帖照了像寄他。他喜出望外，来信说我这个“兰亭富翁”使他出乎意料之外，还说，“空前绝后是可以说的，我现在视力衰弱，手指无力，写字不听话，不要说兰亭（序）的墨临已不可能，连写这封信都相当艰难了。”读罢这信，我泫然者久之。郭老后来寄来了他手书的题签，五个字中，人们把“临”、“兰”、“序”三个字读成“炫”、“芝”、“岸”，签名的“郭”字也有人读作“邹”。这更使我感到十分难过，想不到为了这几个字陷老人于困境至如此。后来郭老另写一幅寄来，虽然已没了茅台味，总算眉目清楚。是郭老亲笔，就可宝。我还一直为郭老身体日见恢复健康而高兴。郭老在久病之中，对于哪怕是很小的事情，也十分认真负责，力求做好，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也是他在文化领域和社会活动方面都获得极大成就的一个原因。有人说郭老在待人处事方面有点“儒味”，如果说他在这一点上是受儒家传人曾子“为人谋而不忠乎”的影响，是“至诚无息……久则征”的结果，这点“儒味”有什么不好呢？
1977年10月底我被安排到京瞻仰毛主席遗容。我钻空跑到郭老家，适遇上郭老秘书王廷芳同志自北京医院看望郭老事毕回家，他马上派车送我到医院看望郭老。那时郭老略好，刚吃完晚饭，大劫之后第一次见面，感到意外，更显得高兴；但是他显然十分虚弱，讲话吃力，更没有往时见面常有的笑容。他讲了他的病状，问我常接到立群的信吗？我答“常有”后，他显得满意，好像放下一件心事。事实上，郭老自从1977年年初给我两封来信后，他的情况我都从于立群和王廷芳的来信中大体上知道。立群同志还告诉过我，1947年底，在香港，当我得知郭老已平安抵达东北解放区，把这好音讯带到她家留下的字条，她一直保存着，当作是我们之间友谊的一个纪念。我当时没有取来看过，总以为立群同志盛年刚过，必定后会有期的，遗憾的是，郭老病世不久，立群同志也逝世了。
我听说林彪、“四人帮”曾夺去了郭老夫妇两个孩子的事，不禁骇然，后来写信去问，可能是立群同志不便多写，趁她的大儿子汉英1977年11月来广州开会之便，要他同我面谈。原来在“文革”初的1967年4月，极有音乐资质的儿子郭民英受不了当时政治环境的精神压力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次年，也是4月，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的民英的哥哥郭世英，由大学里一帮别有用心的家伙，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指使下，给绑架并关押起来，第四天早晨，王廷芳和郭平英等人匆匆赶到农大时，郭世英已经被迫害含冤逝世。他到死也没有被松绑，缚身的粗麻绳竟嵌进了肉里。歹徒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证，当夜就草草将遗体火化。联想到我有机会见到郭老夫妇时，我还向他们唠叨一下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他们对我表示极大的同情，可他们对自己及一家所受的迫害，对两个儿子在文革中的惨遇，只字不提。起初，我还以为郭老是受周总理列名保护的大人物，为国家接外宾，上天安门，参加国宴，还参加一些重要人物的追悼会，至少，他是被保护得比较周全的。尽管有过众人皆知的1974年1月25日他在北京首都体育馆近两万人的批判大会上被“四人帮”和他们指使的“小将”罚他站立起来受批，他没有过份计较个人的一切。所以郭老没有对我讲到他的文革中明的暗的受到“四人帮”及其爪牙的迫害。他的两个孩子在“文革”中死了，他没有哭泣，却像苏东坡讲的“哀之深者无节”那样，在郭世英遭横死后，经常伏在案头，用他颤抖的手执着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儿子世英留下的日记。这是他寄托哀思的方式，也是在把这默默的控诉书留给后人。
他在“文革”中蒙受的痛苦与耻辱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后完全宣泄了，他扶病奋笔大书：“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他扶病登上天安门和全国人民一起庆祝粉碎“四人帮”、扭转国家命运的大会，林彪、“四人帮”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