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
联系我们
地址：北京市前海西街18号
电话：010-83222523
邮箱：gmrjng@263.net
请关注郭沫若纪念馆
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与时俱进的20世纪中国文化巨人
2016年10月20日 来源： 作者：章玉钧 谭继和
恩格斯对文艺复兴时代曾作过这样的评价：“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常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20世纪的中国，应该也是一次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和一次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复杂多变、激烈坎坷的社会震荡，同样是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出现了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过各种不同贡献的璀璨群星。其中，鲁迅和郭沫若应当是当之无愧文化巨人的代表。对于鲁迅与郭沫若为代表的这一文化星群，需要从时代变革的全局和个人思维能力、文化性格、思想遗产、成就业绩形成的全过程着眼，从巨人形成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着眼，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给于恰当的文化史定位。郭沫若是生活在20世纪的转型期，即对时代做出过巨大贡献，又在一定程度上为时代和环境所局限的历史人物，，尤其需要采取这种论其世而知其人的方法，观照20世纪中国思想发展史的全局，研究他在这一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他对20世纪文化生态环境贡献过何等新的生长发展基因，这才能知其全人。否则，就容易出现偏差，甚至对全人的歪曲和否定。笔者拟就上述问题提出浅见，就正于方家。
一、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特征和郭沫若的独特地位
回眸百年，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在政治上，这是中国由旧制度转向新制度的革命的突变。在经济上，这是由民族贫弱转向民族复兴，争取向近代化、现代化转换的历程。在思想文化上是围绕现代化转换这一课题而展开新旧思想之争。这些进程，特别是其中最本质的进程，即从废除帝制、建立共和到建立新中国、实现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转换进程，从废除布新到开放革新的进程，对20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有着深刻的影响，决定了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特点。
最突出的特点，归结起来，可以概括为新与旧之争、封闭与开放之争、保守复古与现代化转换之争。从19世纪末算起，到20世纪初，主要是旧学营垒的终结与新学大军的突起。代表旧学终结的是清末廖平的今文经学。代表新学的是王国维用西方科学方法改造过的国学，其中，他的二重证据研究法，尤其显示着新国学的光辉。这一时期新旧之争主要还局限在传统止血的内部。上述两种思潮对郭沫若都有深刻的影响。郭沫若是廖平的再传弟子，他又最服膺于王国维能冲出旧学的城垒，从而二者对郭沫若一生的学术研究都发生过重要的作用。到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时期，新与旧之争的内涵已衍变为中学与西学的碰撞、冲突和互相融会。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潮是对传统式肯定还是否定，是传统思想文化如何向现代化转换的问题。在这一时期，郭沫若作为时代的弄潮儿，借助新旧冲突的大舞台，作了精彩的“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的表演，占有了当时思想文化界一席独特之地。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时期，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挑明了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和道路问题的争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历史唯物主义能否适合中国国情，成为争论的中心。站在否定方面的是国民党的反共营垒的陶希圣，而站在争论前列，其中就有主张用马克思主义阐述中国历史的郭沫若。当时他就认为“要使这种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他身体力行，做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史，使之中国化的开拓工作。这一工作使郭沫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使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史上占有了独特的地位。到40年代，新与旧之争主要围绕着郭沫若提出的“以人民为本位”的历史观的争论。这一争论开始出现多元文化异彩纷呈的局面。在敌对营垒里，有国民党顽固派对《甲申三百年祭》的攻击和对郭沫若的爱国主义历史戏剧的挑战；也有革命营垒内部关于孔子思想和墨家思想的论争，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论争。在这些论争中，造就了一批以郭沫若为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队伍，占据了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地位，代表着当时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到50年代至7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新旧之争出现新的情况。一方面，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并存，各自显现出其存在的价值和作用，社会主义文化的勃兴和巨大成绩触目可见，“双百方针”的提出vhuye促使科学文化的若干领域出现“百花齐放”的绚丽花朵。但另一方面，由于“左”的干预和阶级斗争为钢的影响，多元文化反而被压抑和弱化，主流文化也出现越来越封闭、现代化转换越来越困难的趋势。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倾向打到了极致。代表多元文化的各种学术固然收到攻击和打击，就是马克思主义主流文化的学术也受到压制和打击，先进文化被封杀，被摧残，假“无产阶级”之名一花独放的反而是反文化和伪学术。郭沫若作为主流文化的代表，陈寅恪作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的代表，他们应该都有不同的价值和作用，都可以闪现不同认识的光辉，既可以有各自的学术旨归，又可以在前进方向上取得某些共识。但实际上，都没有得到正常的发挥，都有着为时代扭曲的深刻烙印和沉重的经验教训。即使在这样的局面下，他们仍然各自取得了出色的成就，郭沫若仍然居于无产阶级文化旗手的独特地位。遗憾的是，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换时代，而郭沫若却来不及触扪就逝世了。
从上述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下述时代特征，对郭沫若有着深刻的影响：
1.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化转换，是20世纪新旧文化激荡冲突和论争的主题。对这一主题的回答有各种方案，郭沫若关于“把马克思请进文庙”的主张，期思想深度和锐敏性，居于当时同代人的前列。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是在传统文化已经荒芜、故国风雨如磐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当时的青年对于传统几乎无一列外地持反对的态度。四川出了个“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无虞，把传统这座七宝楼台淋漓痛快地拆了个七零八碎。人们跌跌撞撞地把眼光转向西方的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尼采哲学和柏格森思想等各种各样的注意的狂潮，企图在否定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做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转换，在西方文化里找到新的精神家园。但“五四”的狂飙扫过，人们另冷静下来，发现对西方民主理念的依恋和价值观的无条件皈依是十分虚幻和可疑的。当时的国粹派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药方是全盘肯定中国传统，主张用东方文化去拯救世界文化，未来的世界文化之路就是中国文化复兴之路。西化派则简单地否定传统主张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只有全面引进西方文化，走“全盘西化”之路。而先进的少年中国人，如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等，对上述两种倾向都是不同意的，他们把目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认识到“布尔什维主义,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给出的药方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来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在这群人中，郭沫若给出的答案是颇具特殊个性的，主张“把马克思主义进文庙”，让孔夫子和马克思对话。他认为孔子的大同理想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相通的，这正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契合的基础。应该说，这一主张不失为五四运动以后回归传统潮流中的一种清醒认识。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正是以孔子的大同理想和儒学思维定势结合来作为认识和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的。“把马克思请进文庙”，无非是动员知识文化界在肯定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来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作的一种形象说法。
郭沫若这一主张在当时同代人中确实是最有思想深度的，代表着当时掌握先进文化的代表人物一种前进性、创造性的思考，应该说是对传统的现代化转型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它独特的意义。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走着“之”字形的道路。我们在否定传统与肯定传统中来来回回走了80年。这才发现，无论是“五四”时的人们，还是现在的我们，当你努力清算传统文化的时候，而传统文化已经就以巨大的潜力左右了你的思维定势好研究趋向。当你努力批判传统的时候，传统又以自己悠久的灵性和活力使你的思想不断得到提升，不断为你的文化个性的形成提供魅力和养料。而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以自己独有的思维方式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既然我们谁也无能力和无法摆脱与抛弃传统文化，那么，我们反过来就应该认识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不过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符合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面向未来的文化延伸。我们应该继续做着当年“五四”人们未能做完的把马克思请进文庙，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的工作，研究和认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民族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继往开来，怎样提供了丰富的智慧经验和深刻的精神动力，怎样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怎样为世界文化做出新的贡献。从这个角度看，郭沫若一生为追求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而不懈地从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智慧好思想遗产。
2.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是在封闭的体系中来实现，还是在开放的体系中来实现；是在东西方文化的开放交流和互补融会中来实现，还是固守文化保守主义的樊篱，这是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历程需要解决的又一课题。郭沫若以其鲜明而清醒的开放意识和吸收融会东西方文化而形成的独具魅力的文化个性，对这一课题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胡绳同志曾指出郭沫若“始终保持鲜明而清醒的开放意识”是“他成为一代文化巨人至关重要的一点”。开放意识也就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融会的意识，是自觉吸纳新潮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养料的意识，是对传统文化继承和超越与对西方文化吸纳和转化的意识。这三种有关开放的意识，在郭沫若身上都有鲜明的体现，也是他从事思想文化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作的优越条件。恩格斯所讲的巨人形成的“思维能力、热情、性格、多才多艺、学识渊博”这样一些开放性条件和健康的思想价值观念，郭沫若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就已经具有。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保守的国粹主义者，也不是过激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他渴求变革，但从未将变革解释成全盘西化。他热爱传统，但从未向隅、固守，他始终具有开放的心态和吞吐互补东西方文化，容纳百川的气概。早在20年代，他就说过：“轮船要烧煤，我的脑筋中每天至少要三四立方尺的新思潮”，“我们应该把窗户打开，收纳些温暖的阳光进来。……如今不是我们闭关自主的时候了，输入欧西先觉诸邦的艺术也正是我们的急图”。这种热情奔放的开放思想和求新创造的开放能力，正是郭沫若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开放性的球型天才的必要条件。他善于在开放的文化生态环境中，用开放的意识，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使它中国化，这是郭沫若思想的又一个特征。
与同时代人相比较，他在接受马克思学说上较早较易，在运用历史唯物论方法上较早作出成绩，都与他善于容纳互补东西方文化的开放思想意识和“凡是世界上有价值的东西，都应当赶快接受”的开放思想有关。例如，拿他同鲁迅比较，在吸纳西方文化，特别同蔡和森相比，蔡和森在20年代写的《社会进化史》，基本上还是恩格斯“起源论”的简化和翻译，而中国化的东西是较少的。郭沫若写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则是自觉运用恩格斯“起源论”研究中国古史，以弥补恩格斯的“起源论”没有中国记载的遗憾。两相比较，同时学习和运用二哥说的“起源论”郭沫若将它加以中国化的程度就深得多，内涵也丰富得多，这不能不说是得力于他具备的传统文化的深厚根蒂和文化开放的胸襟和眼光。
3.中国思想文化界在20世纪开头就涌现出各种精神力量多元竞争的活跃局面。“五四”以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精神文化力量为争取思想界的主流地位作了不懈的斗争。这时，它同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精神文化力量主要表现为两极对抗。在新中国建立后们马克思主义文化已居于主流地位，两极对抗的格局本来应该向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下多元化对话和多元文化百花齐放、和谐共振发展的格局转轨,但因为种种原因和政治上“坐”的运动干扰，这一转轨过程是艰难的、曲折的。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指示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多元文化和谐共振，百家争鸣的新格局。从上述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始终有一个如何正确处理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郭沫若在“五四”以后作为先进文化主将的代表，参与了党在思想文化界斗争的全过程。对于主流文化与多元化之间的地位和关系的转化，郭沫若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革命时期，郭沫若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有先进变主流的地位摇旗呐喊和不懈斗争。他是反对文化围剿的旗手之一，是冲锋陷阵的战将，是用“有东西”打“无东西”（反驳胡适语），以对旧学的深邃研究和批判为马克思主义占领学术阵地的主将。在建设时期，郭沫若为促使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多元文化百花齐放的格局的出现经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对社会主义的学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尽管他也受过“左”的影响，也对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的处理出现过失误，但不能因为这些失误而抹杀他对发展社会主义学术的贡献，无视他对执行党的“双百方针”的热忱。
总起来看，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全局、发展的规律和特征，决定了郭沫若作为20世纪先进文化和主流文化的主将之一的独特地位。
郭沫若在20世纪文化思潮中是不是应该占有先进和主流地位，这是有不同看法的。我们认为，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看，郭沫若始终是站在时代潮头，与时俱进的人，是在多样化文化形态相互交往的背景下，始终站在文化主导者的地位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和文化活动的人。因此，看他在文化上的贡献，主要是看他对文化发展做出了多大贡献，看他在多样化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贡献了多少新的基因，这些基因是否够着文化主将的分量。人类文化薪火相传，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及其代表人物都为薪火相传贡献了自己或多或少的薪柴，都应该得到尊重和承认。20世纪是多元化文化的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出了一批灿若群星的人物：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陈独秀、陈寅恪、陈恒、梁漱溟、鲁迅、郭沫若、范文澜、周谷城、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等等。他们在现代文化发展史上都有各自的地位，是因为他们在一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中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薪火相传贡献了各自新的基因，新的柴薪。我们承认陈寅恪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固有国学加以创新，从事不中不外、不古不今之学研究领域的开拓所做的贡献，承认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对整理国故的贡献。同样，我们也没有理由不承认郭沫若立志写“起源论”在中国的续编，对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的贡献。他们都对历史起过或大或小的作用，都是对20世纪中国多元文化的发展做过开拓性贡献的人物。再深入一层看，这种贡献和作用有主有次，不能不说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的开拓是为主流文化别开生面，是贡献更大的人物之一。从这些因素分析，郭沫若作为20世纪先进主流文化的代表人物，是不应该再有置疑的。
二、怎样看待郭沫若在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成就
“五四”以来的20世纪民族文化革新和创造的过程，实际上涵容了对过往社会的清算、对传统文化的严密批判和对民族文化的建设、对世界文化史的民族贡献两个方面。“五四”以来，能在上述清算、批判和建设、贡献两方面都作出重大建树的人不多，能像郭沫若那样在多方面、在学术文化多重领域做出开拓性、奠基性贡献的学者则更少。像郭沫若那样文史兼通，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又有民族文化深厚根蒂和西方文化的丰赡基础，能在现代学术文化发展史上起带头作用和推动作用，发挥重大影响的人才，确实是不多的。对于这样的学术文化巨匠，怎样看待他的成就，怎样评价他的是非功过，自然是引起后人瞩目最多的话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然不同的文化立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中必然出现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些带有政治偏见的攻讦和谩骂。如说“他没有学术良心，没有学术素养”，这就简直是信口雌黄了。毕竟客观是公正的裁判，政治偏见答题不了理性的见解，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谎言掩盖不了客观真实。虽然这样的言论不值一驳，倒提醒我们对郭沫若与20世纪思想学术文化的关系，对郭沫若学术文化的成就及思想遗产、智慧经验，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剖析，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以事实服人，以理智服人。过去，笔者曾从传统社会思想研究、史学研究、文学研究诸方面对郭老的成就作出过评价，这是从学术领域的横的方面说的。这里，笔者拟从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纵的角度，来评价郭沫若在20世纪学术文化上的成就：
1.郭沫若学术文化研究的众多成果体现了20世纪面向未来的时代精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
闻一多曾称赞郭沫若，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20世纪时代的精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是20世纪时代精神的核心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揭示的“科学、民主”两面大旗，其核心内容就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问题。代20世纪末，仍然面临着如何处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问题。不少欧美学者以为欧美在经历权威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失落后，现在要以“第三种价值观”——儒家学说来拯救衰退中的欧美文化。这里说的就是西方的科学主义与东方的人文主义互补和互融的问题，仍然是我们当今世界文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郭沫若在“五四”文化争战中，既不赞成否定西方的科学文明、物质文明，也不赞成否定东方的固有的人文精神，而提出了“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的主张。在二三十年代的著述中，他得西方文化精神和欧西科学文明的结合作了深刻的阐述和分层次的剖析：一是他将西方的科学文明、物质文明的价值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严加区别，认为“科学不仅不会在西方破产，我们还要望它来救济东方呢”。二是取儒家动的精神，入世的精神，作为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转换的契合点和内核。他一再不同意东方文化为“静”，西方文化为“动”的观点。他认为应该打破东西方地域界限来区分文化性质:印度文化与希伯来文化属于静态的出世的文化；中国文化与希腊文化属于动态的入世的文化。希腊文化精神是近代科学文明之母。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以个性为中心，而发展自我之全圆于国于世界”，这种动的进取的精神也应该是现代中国文化之母，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精神内核。三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精神。他认为传统文化不仅固有人文关怀，而且从先秦时期起就有从自然科学发轫的科学文明，直到明代以前，人文与科学的结合还创造出东方文明的惊人成就，明清以后才生变异和衰变。就是纯粹的人文著作里，也浸透着科学精神，例如司马迁的《史记》即传史，又传文，就是二者精神的内在结合，成为我国文史的传统。
通过这些精辟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郭老的学术思想是紧扣着时代主题的，就是在今天也是我们观察世界文化走向和趋势的可资借鉴的十分有益的思想资料。
2.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超越，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转化，是20史记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特点，也是郭沫若学术文化成就的主要特点。
郭沫若即精通传统文化，又精熟西方文化。传统文化的根底使他很轻松地就把先秦的全部资料几乎翻剿了个遍。而对西方文化的精熟，据秦川同志统计，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到影响较大的西方文国家有十几个，外国作家，艺术家和哲学家不下百人。这样广泛而深刻的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形成郭沫若对传统文化研究的现代化转换的基础。可以说，难得有几十人能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如此紧密地水乳交融互补在一起，而这正是郭沫若学术研究的一大特色。
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传统文化不仅有继承，而更多的是超越。他对先秦社会与思想的研究，就既是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工程，有事探求和构筑新史学科学体系的工程。笔者曾撰文分析过郭沫若实现对传统文化超越的五大特色，这里不再赘述。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超越主要体现在他能根据社会实践、革命实践的需要，选择西方文化的最高科学成就——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古老的历史文化相结合来作为中西文化的结合点，作为民族文化更新的途径并且从青年时代做出这种选择起，这一方向就再也没动摇过，这使他成为现代学术文化巨匠的根本保证。度西方文化的吸纳和转化，是郭沫若学术研究的另一个特点。他把巴比伦天文学经验运用于甲骨文研究，对进化论、个性解放、生命哲学、泛神论、相对论、条件反射及弗洛伊德新路学、欧洲自然主义等均作过研究和改造。他从下便是一个热爱和尊重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善于吸取西学精华的人。西学经过郭沫若的大脑分析以后，便自然地带上了中国特色，而中国的传统“国学”在经过郭沫若的大脑扬弃后，便自然地被改造为适合现代化生活的需要，被赋予了现代化的气质。他不土不洋，亦土亦洋，这就是郭沫若学术文化研究的特质。
3.郭沫若“以人民为本位”的学术研究思想，体现了人民在民族发展和文化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郭沫若这一思想为20世纪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方向开辟了新的道路，奠定了新的基础。
传统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他大略可划分为全社会全民族可以接受的文化心理和伦理规范的一面和传统思想所支配的文化形态的另一面，也即是民族性的一面与阶级性的另一面。郭沫若是低昂性的尊孔派，其尊孔立场一生没有变化过，实质上她是对孔子思想所表现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特征和民主主义因素的肯定。他肯定的是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性的一面。对于传统文化的阶级性一面，郭沫若则提出了“人民本位”的标准。他认为“批评古人，同法官断狱一样”，“法官是依据法律来判决是非曲直的，我呢就是依据道理。道理是什么呢？便是以人民为本的这种思想。合乎这种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郭沫若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特别是为某些杰出的统治阶级人物翻案，都是遵循“人民为本”这个标准。如果我们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这个标准的实质就是把人民置于民族发展和文化发展的主体性地位。换句话说，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就是民族文化的主题不断跟心和变迁的过程。历史人物在这个主体变迁序列的各个环节上所占有的位置和秩序，就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客观标准，拿这个标准同当时流行的以阶级划线的单一标准相比较，无疑在思维方式上，他的角度更高，更具有宏观的综合性，因而它更能突破传统观念的藩篱，能在更生深的层次上展开学术研究，也常常能作出不同于传统看法的领异标新之论。从这个意义上说，郭沫若所树立的”人民本位“的标准，确实为学术研究的思维方法提出了新的东西，开辟了学术研究新的道路，这应该是郭沫若在研究方法上对20世纪思想学术文化做出的大贡献。
4.与时俱进，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是郭沫若为20世纪思想文化留下来的重要的思想遗产。
郭沫若的一生是与时俱进、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一生。从年轻时发起组织《创造社》，“努力创造一个光明的世界”，到生命即将燃尽时呼唤“科学的春天”，好找“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这种一生一以贯之的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精神，是郭沫若在古文字学、史学、经学、社会思想史、文学史等众多领域不断开拓新天地，不断提出新创建的思想基础。尽管他在某些人物评价上间或有简单化、绝对化的偏颇和被讥为“多变”的老毛病，但他不拘陈说，坚持创新、带头争鸣的精神是可贵的。创新是科学的灵魂。郭沫若的创新精神是留给20世纪思想文化最可宝贵的遗产。
总之，郭沫若在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发展史上的贡献，是特别巨大的。他在学术上的创新精神，也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他在学术上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以及学术大家的风范，完全可以与20世纪中国学术大师们比肩，成为学术文化群星中最耀眼的星座。
三、怎样看待郭沫若在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失误和局限？
罗曼·罗兰说：“伟大的人物同样有一般人的缺点，有时比一般人还多一些。”郭沫若是20世纪的伟大人物，担不是20世纪的神.郭沫若诗科学文化的巨人，巨人有巨人的弱点，巨人的成就往往受着时代的局限。郭沫若是热情奔放、心怀坦荡、具有浪漫情怀、爱暴露自己的诗人。他感情丰富，性格复杂，他的自传性作品即暴露一个历史时代，同时也暴露自己，包括爱情、婚姻、家庭、个性、萌动乃至隐私。因此，他的弱点和缺点往往看起来比一般人还多一些，引起的街谈巷议也多些，这是毫不奇怪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原是可以任人评说的。加上郭沫若的一生是戎马书生的一生，不是站在政治漩涡的中心和历史大震荡的风口浪尖上，就是站在学术阵地的领异标新的前沿。他在革命实践中动若游龙，他在学术实践中静若处子，无论在革命高潮年代，还是退潮的年代，无论在政治运动年代，还是百家争鸣的年代他都引领着时代潮流，“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这自然也是最能引起物议，尤其是怀有敌意者反对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海内外有一股否定郭沫若的思潮。有的借批郭发泄某种情绪，有的借批郭批“五四”新文化运动批“五四”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借批“激进主义”，批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海外个别人恣意攻击、贬损郭沫若，根本上是因为郭沫若一直跟着共产党，说穿了，醉翁之意不在酒，无非想借攻郭沫若这个靶子来达到某种政治图谋。正如马识途所说：“对于这样一个中国的文化名人，进行评价，不是容易的事。简单的肯定，简单的否定，都不可能探究郭沫若的底蕴，而会落入”物有恒准，鉴无定识“的老套。因此怎样科学地辩证地对待郭沫若的弱点和缺点，正确地认识时代带来的局限，通过科学分析，找准其思想文化根源，引出其应有的经验教训，这也是郭沫若留给我们的有关20世纪这个伟大时代的宝贵的思想财富。
我们认为至少应有如下层次的分析：
对郭沫若政治上的某些弱点，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所犯的某些失误，要把它放到当时的时代环境里去。如马识途所说，认识时代的特征，还要顾及他这个人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政治环境、交往人物和心理素质，才能探得其可以引为教训的文化的真正根源。
郭沫若是处在20世纪风云数度突变的中国时代转型期的人物。他早在20年代就选定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跟着党走的方向，从事党的文化运动，归依党的事业，这是他的优点。但郭沫若在建国后有些唯心之言与违心之事，他的某些错误，是紧跟党紧跟毛主席犯的。党犯“左“的错误，毛主席有错误，他也就有错误。马识途对这个问题曾深刻地指出：”我们在批评郭沫若的错误的时候…..不能脱离一个人的时代和环境来谈他的是非得失。“从主观原因分析，郭沫若对党的领导十分自觉地服从的，是自觉做”党的喇叭“，并把这种意识由他变成了自律。他对毛主席的崇敬，也同老一代的史学家范文澜等同志一样，达到了视之为”天纵之圣“的盲目程度，因此，党和毛主席犯错误之时，也就是郭沫若犯错误之时。从客观原因分析，党习惯于革命时期的急风暴雨，紧张地以阶级对垒、阶级斗争为特征的时代惯性在新中国成立后未能及时相依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的建设时期转移，而用阶级斗争的惯性对待建设问题包括思想文化战线的建设问题，革命的义愤多于冷静的科学，以至于一左再左，到“文化大革命”达到极致。其社会文化根源就在这里，这是很深刻的教训。对这个问题可以通过郭沫若的弱点和失误来分析那个时代，但不能对他求全责备。何况郭沫若在某些问题上是有认识有察觉的，但他身居思想文化界的领导地位，高处不胜寒，也不便说三道四。郭沫若有自己独立的叛逆性格和自由的精神，但在党的政治错误还在实践中还没有被人认识以前，他也因党的纪律的约束不宜说三道四。歌德的《格言与感想》曾有句名言：“最伟大的人物永远通过一个弱点与他的世纪相联系。”郭沫若 的弱点是同时代相通的，时代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的局限性，他摆脱不了20世纪的中国社会对他的影响和局限。恩格斯曾经这样评价歌德：“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事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连歌德也无法战胜德国的鄙俗气……歌德摆脱不了德国社会对他的影响。”如此看来，郭沫若的缺陷实在有其时代的特征，这值得我们认真探讨和分析。有的人却借此而对郭沫若加以全盘否定，这至少是不客观的。歌德的庸俗气使他成为贵族客厅的小清客，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承认歌德是世界性的非常伟大的文学天才。郭沫若的弱点不过使他在政治运动中有所谨慎的自律，远不如歌德的庸俗气，为什么就会妨碍我们承认他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伟大代表呢？
对郭沫若学术研究上的弱点，也要把它放到当时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渊源里去分析。郭沫若的古文字学研究长于规律性的探讨，建立了彝器形象年代学，长于宏观性的创见，但在某些具体考据上则略嫌粗疏。在史学研究上，他长于开拓的创见，喜欢不断追求新的东西、新的研究科题，而在史学的慎密性上、考据的精确性上则往往受到诗人浪漫气质的妨碍，很难回头再就相同的课题作深入的研究。郭沫若对先秦社会和思想史的研究，能纠正当时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偏重于政治史研究而忽略对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的规律性研究之偏，首先注意了研究角度的转换，选择了社会组织和社会思想的新角度。但郭沫若也有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同样的在运用历史唯物论分析中国史方面易犯的公式化、教条化和简单化的毛病，也有脱离历史实际插标签的地方。这些毛病来源于前苏联模式，解放后，在史学研究中强化推行了前苏联模式，教条化和公式化的研究框架有所加强，特别以大跃进时期“厚今薄古”为最。郭沫若作为学术界、史学界的领路人，其弱点对这种研究框架起了推波助澜的强化作用，这也值得我们认真分析。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郭沫若从小收的是今文经学的教育。影响他最深的中小学老师是今文经学家廖平的弟子，他本人也最喜好今文经学的学风，例如好翻案的学风，好宏论观通体的识见。这对他一生的学术研究机学风都有深刻的影响，长于宏观性的研究，而史料的缜密和考据的精确则相对不足。这也是我们应该联系当时学术的时代风气来认识的。
总之，对郭沫若的弱点要放到当时时代、环境里、联系个人气质及个性特点来分析。简单的肯定2简单的否定都不是科学的方法。时代带给郭沫若的弱点和局限，掩盖不了伟大时代成就他的光辉。郭沫若晚年曾写过《黄钟与瓦釜》一文。瓦釜虽能雷鸣一时，黄钟终不可毁弃，“黄钟鸣而八音克谐，这雄伟的交响乐要响彻天地，响彻八垓，响彻今日，响彻未来”的世界文化对话与和谐共振发展的时代一定会到来。郭沫若在20世纪留给我们的思想文化遗产也一定会时弥久而愈显其光辉！
《郭沫若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