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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着一代文化伟人的历史足迹
2016年10月20日 来源： 作者：胡 绳
今年是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卓越的革命活动家郭沫若同志诞生100周年。郭沫若以他战斗的一生、勤奋的一生，在我国科学文化领域和社会革命实践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均有重要建树。从早年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开始，郭沫若毕生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都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他总是感应着时代的脉搏的跳动，活跃在时代潮流的前沿。他是我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具有丰富历史内容的一生，典型地标示了我国新进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史上所走过的道路。
郭沫若已经成为一位不朽的历史人物，他对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贡献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他富有个性特色的思想文化活动至今任然显示着巨大的魅力，能够给我们许多有价值的启示。
一
郭沫若一踏上新文坛便提倡创造精神，为创造精神欢呼。他的最早的诗作《女神》就是以创造为基本主题。这个主题蕴含着郭沫若“五四”时期对于中国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独特文化思考。可以说，创造精神是郭沫若毕生在许多活动领域都表现出开拓进取性的重要动力。
那时，郭沫若所追求的创造精神，首先是对于民族文化心态向现代化转换的一种期待。它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努力具有异曲同工的文化启蒙意义。如果说鲁迅是通过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而在精神上埋葬旧世界，郭沫若则是通过对创造精神的高扬来呼唤新世纪的曙光。
中华民族在其漫长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但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逐渐形成了一种抱残守阙、因循苟且的文化心态。青年时期的郭沫若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主张，“挽救我们中国”要从涵养“美的灵魂”，“提高个人的精神”塑造“圆满的人格”入手。要“反抗藩蓠个性的既成道德”，以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类的创造本能”。他认为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不但具有“注重现实、注重实践”的特点，而且具有“动的进取精神”，可惜这种精神后来丧失了。他试图唤醒这种进步的文化意识，以破除沉潜数千年的精神混沌，是中华民族获得“性灵的复活”。
郭沫若自己首先实现了这样一种文化心态的转换，所以他才能无所顾忌地呼喊出“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在这诗的语言中显示的是创新开拓的精神。他的《女神》从语言、形式到内容、审美观念，都标志着诗歌领域的一次彻底革新。
从郭沫若的一生中都可以看到可贵的首创精神。郭沫若不是浅尝辄止的人，但他思想活跃，不断转移自己的学术兴趣的兴奋点，拓展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学术见解。虽然他未必在每一学科领域都建构起自己完整的学术体系，他的学术见解也未必都无可非议，他却总能独领开拓者的风骚，或是做出独辟蹊径的理论建树。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最先采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历史，勇敢地向几千年传统史学观念挑战，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他用科学的方法对考古资料进行分类整理、综合研究，建立了完整的古文字学体系。他从社会史入手，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批判，是古代文化遗产的清理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这些固然首先因为郭沫若接受、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论、方法论，同样重要的是，他从不株守成说，敢于提出独立见解。无论在人生的道路上还是在治学的道路上，他都能不断创新，锐意进取。建国以后虽然身居显位，又是海内外知名的学者，郭沫若并未因此而多几分大人物的矜持，在创作上、学术上仍好标新立异，显出机敏、活跃的思路，时有富于创意的见解。
郭沫若的创造精神充溢着青春的活力。《女神》是写给青年的，他与创造社同仁带着青年的大胆、稚嫩。无所顾忌，睥睨一切，突兀而起，踏进文坛。在界知天命之年，郭沫若曾写下这样的题辞：“要永远学习大人物的本领。要永远保持小朋友的心情。“他在”我如果再是青年“这个题目下不仅向青年提出殷切的希望，而且表白了自己”尽可以存心保持自己的一切青春化，尽力和老气斗争”的心迹。青春在郭沫若眼里代表着活力、追求、发展和创造。那不是一个年龄的概念，而是一种心态、一种精神——“永远向上发展”的精神。
郭沫若不是钻进象牙塔里的诗人，也不是蛰伏于书斋的学者。他的理想追求不是写在纸上而是渗透他实践意识里。他的创造精神具有深沉的历史忧患感和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女神》不仅倾吐了“个人的郁积”，也宣泄了“民族的郁积”，表达了时代的呼唤。“为艺术的艺术”这一命题是对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的反叛和挑战。他从事历史研究处于“对未来社会的待望”，而“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如果说“五四”时期的郭沫若在思想上还有比较浓厚的浪漫式的英雄主义，那么当他确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为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提供科学的解释，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后，他便完全自觉地投身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去，把自己毕生的活动与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因此而焕发出更大的创造激情。
1925年前后，郭沫若倡导无产阶级文艺运动。1926年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大革命失败的严峻时刻，他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加入了南昌起义的行列。在被国民党当局通缉流亡日本的10年间，他始终关注着中国革命的进程和命运。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风雨如晦”的中国大地，犹如报晓雄鸡的一声长鸣。它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的科学终究要取得胜利的。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归国请缨，投身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波。他在国统区协助周恩来同志担负起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工作，并且撰写、创作了大量学术论著、文学作品。《屈原》等一系列历史剧表达了国统区人民的愤怒和意愿，成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深刻地指明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中国共产党把它作为整风的学习文件。抗战胜利以后，在两个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中，他英勇地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进行顽强不懈的斗争。建国后，郭沫若长期担负着国家事务、科学文化教育和国际交往方面的领导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日夜辛劳。“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受迫害，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老而弥坚。在耄耋之年，他以热烈澎湃的激情呼唤“科学的春天”的到来。
郭沫若漫长而曲折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将自我融进时代而最终确认了自身价值并实现其历史使命的缩影。郭沫若不是完人，他有过失误，但他与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始终站在时代前列，这是他，也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精神。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冲突的历史背景上发生的，郭沫若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上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战士。传统思想文化向现代化转换的这一历史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有保守复古派的顽固阻挠，也有全盘西化论的干扰。郭沫若既反对全盘西化，又能始终保持鲜明而清醒的开放意识，从而形成其独具魅力的文化个性。这是他成为一代文化巨人至关重要的一点。
郭沫若自己说，他生在“封建社会向资本制度转换的时代”。他虽然幼年受过正统的旧式教育，但在少年时代便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影响。严复译述的《天演论》、《群学肄言》，林琴南译述的小说，各种新潮杂志，梁启超的新文体及其史学论著，对郭沫若都具有新思想启蒙的意义。留学日本，使他打开了眼界，广泛地接触到西方的科学文化：自然科学、哲学、美学、文学，进化论、个性解放、生命哲学、泛神论，歌德、斯宾诺莎、海涅、莎士比亚。他如饥似渴地吸收异域的文化营养，形成了强烈的开放意识。他在1923年说，“如今不是我们闭关主义的时候了”，我们要“借石他山，以资我们的攻错。”郭沫若很早便达到了这样一种自觉。
郭沫若不是最早创作新诗的人，《女神》也非第一部新诗集，但他开一代诗风，因为《女神》表现了全新的文学精神和审美意识。这种文学精神和审美意识是从惠特曼、歌德、海涅，从欧洲浪漫主义文艺运动中获得的。郭沫若早年把中国文化看作与希腊文化同一类型，用泛神论的思想来阐释老子、孔子等人的思想体系。尽管他的这些论证和见解还很粗疏、幼稚，甚至表现了他当时思想上的混乱，但他把中国文化史放在世界文化史中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却为传统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开拓了新的视界。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大多表现出强烈的反传统倾向，对儒家思想表示彻底决裂。郭沫若并不片面地否定传统思想文化，而是把他的开放意识和对传统文化的审视和鉴别结合在一起。在“打倒孔家店”的一片呼声中，郭沫若公开宣称自己“崇拜孔子”。可是他同时说明，自己崇拜孔子“决不可与盲目地赏玩骨董的那种心理状态同论”。他认为自汉代以后“以帝王之利便为本位以解释儒书，以官家解释为楷模而禁人自由思索”，儒家已经不是原来的儒家，孔子也不是原来的孔子。他力图用发展的、开放的观点，努力挖掘古代思想文化中注重实践理性、积极进取的精神。为了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的正确取向，郭沫若比较了西方的各种学说，终于认定“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笩”。他反对“义和团”式的排外思想，主张“复兴民族的真谛”，在于高扬民族文化的巨大“同化力”，去吸取异民族文化的精华。他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弊病的同时指出：“凡是世界上适合自己的最进步的东西 ，无论是精神的或物质的，我们都须得尽量的摄取。”正确对待人类文化遗产的态度应该是：“对于古代的东西，不怕就是本国的，应该批判的扬弃；对于现代的东西，不怕就是敌国的，应该批判的摄取。”他期望“利用我们的优秀的头脑，批判地接受既成文化的精华，努力创造出更高一级的新文化。
吸收外来文化要经过自己的消化，这是郭沫若文化观的一个重要思想。他早期倡导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主张，虽然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但随着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和参加实际革命斗争，他逐步克服了教条主义、机械唯物论的偏颇。他从自己的文艺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中国的新文艺需要不断汲取外来文艺的营养，但立足点必须是“经过本民族的创造”，赋予“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他写于抗战时期的历史剧，既吸收了西方浪漫派艺术的精华，又牢牢植根于民族审美意识的沃土上，显示了成熟的艺术追求和艺术风格。对于马克思主义，郭沫若也同样抱着这样的态度。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有结合中国的实际，
“使它中国化”，才能被人民群众广泛接受和取得胜利。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的一个 目的，就是要“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希望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文化来救中国。但一切都试过了，都失败了，原因是帝国主义列强不允许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而且这条道路也不适合中国的国情。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但它一旦植根于中国的土壤，就能产生无穷的力量。郭沫若在抗战时期的一篇文章中说：“纯粹的翻译时代应该已经过去了”，今天的“途径应该是科学的中国化。要使科学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从那儿发育出来，开花结实。科学的理论和实践要能和中国的现实生活配合得起来，要使它不再是借来的衣裳，而是很合身的裁剪，或甚至是自己的血肉。”郭沫若在他的创作和研究领域中，正是按照这样的要求来做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作的努力，是他毕生的重要贡献之一。
三
不断探求真理、勇于自我批评、把科学求实的态度贯注在人生的各个方面，是郭沫若身上一种极为宝贵的精神。郭沫若从一个具有民主爱国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成长为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无产阶级文化巨匠，就是在不断探求真理 、不断扬弃旧我中实现的。尽管这条人生之路充满了坎坷、曲折甚至是痛苦，但他以“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下上而求索”的精神，踏出了一条光明坦荡的大道。
追求真理是要有勇气的，因为这之中包含的自我否定常常伴着精神上的巨大痛楚。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因为无法面对这种痛楚，怯而不前或脚橱徘徊，落伍于时代。郭沫若具有这种勇气，亦有执著于真理的热情，所以他总是敢于面向现实和人生坦露自己的灵魂。那不只是诗人的一份真诚，而且是向时代挑战的一颗赤子之心。“真理要探讨 ，梦境也要追寻”，这曾经是“五四 ”时期困扰着郭沫若的一个矛盾。他既想成为肩负社会使命的斗士，又怀着一个浪漫诗人的纯艺术梦想。但这种困扰并未成为羁绊他前进步伐的心灵桎梏。《女神》具有强烈的自我批判的精神。《凤凰涅集》是在死而更生的一场熊熊烈火中歌唱自我和民族的新生。《天狗》一诗峻切地表达了诗人企望通过旧我的彻底毁灭，实现“开辟鸿荒的大我”的理想。当严酷的社会现实打破了郭沫若心中诗的梦境以后 ，他很快便从“昂首天外”俯身于“水平线下”，去切身体味、感受社会底层人民的辛酸、血泪、希求,并且以这种社会实践为契机开始从理性上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毅然决然地清算了自己以及创造社“五四”时期文学活动中的个性本位意识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他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气表示：“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尽管这一诀别还带着对于个性主义某种感情上的依恋，但是他说，“这儿是新思想的出发点，这儿是新文艺的生命。”于是他首先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进而积极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郭沫若就是在对自我的又一次否定中实现了世界观的改变，并切切实实地把个体有限的生命融化进无产阶级人民革命事业里去，“融化进无限的民族生命里去”。
大家知道，以郭沫若的聪颖和才气，他不难坐享诗人、学者或其他什么家的盛名，但他却不断踏上更为艰难的人生旅途。郭沫若一生中每一种选择或每一次探求都显出了追逐真理、追求发展的热情和勇气。没有这一腔热情、这一股勇气和这样的实践努力，他可以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或睿智的学者，却不一定成为新文化战线的一面旗帜。
探求真理需要不断破除思想上的僵化、保守，永远坚持科学务实的态度。人生之道如此，学问之道亦如此。郭沫若做诗、做学间有一种浪漫气质，但他面对科学又能保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是任凭感情冲动轻率从事。有人曾感慨史学家笔下的屈原抵不住郭沫若历史剧中屈原的形象，其实郭沫若塑造的屈原形象是基于他对历史人物的深入研究和对历史精神的独特理解，那至少可以作为一家之言。郭沫若一贯主张学术研究既要掌握正确的历史观点，又要充分占有可靠的材料，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他花费很大精力从事甲骨文、金文研究的初衷并非另辟学科领域，而是为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准备原始的、第一手的史料。他的许多翻案文章，也是在充分掌握了史实、史料，在深入进行科学分析、论证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
郭沫若从不掩饰自己的不足或失误，即使在拥有一种权威的身份之后。无论做人还是治学，他都力图在不断批判谬误、补正不足中达到真理的境界。郭沫若著作的版本之多在现代出版界是少见的，这固然有某些时代方面的原因，也充分表现了郭沫若在主观上勇于自我批判、勇于修正错误的努力。郭沫若曾经对鲁迅怀有深深的误解，并且以刻薄的语言讥讽，但当他认识到鲁迅的伟大之后，他充满炽情地喊出“大哉鲁迅”，并且非常中肯地总结了鲁迅的精神。在史学研究中，他也不断修正自己的一些论证、观点的不足，譬如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在鉴别史料上不够慎重，在方法上有公式主义的毛病，套用西方古代社会的模式来论证西周的社会形态，他曾对胡适、顾颉刚在整理历史文化遗产方面所做的工作估计不足等等，这些都在他后来的研究工作中作出了实事求是的批判和补正。这种科学求实的治学态度使郭沫若具有非常民主的学风。抗战时期、建国以后，史学界都曾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形成了一种生动活泼 、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
今天在这里纪念郭沫若，我们面临着一个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历史性时刻。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为我们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批判继承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宏扬“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优良传统，吸收外国文化中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郭沫若那种积极进取的创造精神，开放拓新的意识，执著探求真理的热情和科学求实的作风 ，对于我们今天说来仍然是非常宝贵和值得学习的。我们正置身在一场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应该像郭沫若那样投入自己全部的激情才智，为中华民族创造出更加辉煌灿烂的科学文化。
《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社科文献出版社199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