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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阋墙的兄弟应该外御其侮的”
2016年10月20日 来源： 作者：廖久明
——略谈郭沫若1936年的三件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回到祖国参加抗战，这是郭沫若一生的重大选择。抗战爆发，当然是郭沫若回国的直接原因，但考察一下郭沫若1936年的言行不难看出，郭沫若早已是归心似箭，抗战爆发只不过为他提供了一个契机而已。
一、“被火迫出来”的历史小说
郭沫若在说到创作历史小说的原因时说:“这儿所收的几篇说不上典型的创作，只是被火迫出来的‘速写’，目的注重在史料的解释和对于现世的讽喻”，由于文中还有“这些‘速写’我还不得不感谢好些催促我、鼓励我的，比我年青的一些朋友.这些作品都是被他们催出来的，有些甚至是坐催，如《孔夫子》与《贾长沙》二篇便是。假使没有他们的催生，我相信就连这些‘速写’都是会流产的”这样的语句，一些人便将“火迫”理解为“青年朋友对于郭沫若创作的渴望和催促。”实际上，这样的理解是对“火迫”的误解，这儿的“火迫”当与日本的“二·二六”政变有关。
“九·一八”事变后，围绕如何夺取政权问题，日本法西斯内部分化为皇道派和统制派。皇道派属军内基层革新派，他们没有完整的政纲，是一群醉心于政变、暗杀的乱砍乱伐分子，他们主张打倒财阀，认为必须通过政变推翻内阁，才能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统制派属幕僚革新派，他们有比较完整的政纲，主张依靠财阀，认为无须通过政变，只要利用军部控制内阁，即可实现法西斯独裁。两派从开始的互相指责发展到最后的剑拔弩张，终于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1936年2月26日，日本皇道派军官香田清真大尉、栗原安秀中尉等率领1400多名官兵，袭击首相宫邸、警视厅及其他 政府要人私宅，杀死宫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大郎等人，首相冈田启介因其秘书被误杀而幸免于难，直到2月29日，统制派才在天皇支持下平息这次叛乱。由于1930年代日本叛乱频繁，所以很少有人了解这次叛乱的真正意义:“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那次叛乱不外乎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制造的又一次大屠杀，而了解其意义的人屈指可数。但苏联人却了解，这主要是因为左尔格，[①]他正确地推测到这次叛乱将导致向中国扩张”。
从郭沫若创作历史小说的时间和内容可以看出，郭沫若是了解这次叛乱意义的“屈指可数”的人之一:在政变还未平息的2月28日，郭沫若就创作了《楚霸王自杀》，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接连创作了《齐勇士比武》（3月4日)、《司马迁发愤》(4月26日)、《贾长沙痛哭》（5月3日)3篇历史小说。说到楚汉相争，人们多会把成败兴亡系于民心这样的道理联系起来，郭沫若在《楚霸王自杀》中除阐明这一道理外，文中还出现了“现今天下的人还在水火里面，北方的匈奴尤其在跳梁”这样的语句，这样的语句很明显与当时中国的现实有关。《齐勇士比武》通过齐国两名勇士不顾国家安危，一味争强斗狠，最后两败俱伤的故事，“抨击了蒋介石等国民党军阀，怯于外敌，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勇于内战”;《司马迁发愤》“借主人公的高洁志行反遭屈辱缧绁来抒发作者内心的愤懑。《贾长沙痛哭》在叙述贾谊郁郁不得志的一生时，强调“当时的中国和现在的虽然隔了两千多年，但情形却相差不远”：“中国的内部是封建割据的形势，各国的侯王拥着大兵互相倾轧，并随时都在企图着想夺取中央的政权。外部呢?广东的南越还没有统一，北方时常受着匈奴的压迫，那时的匈奴的气焰真真是高到不可思议，好象随时都有吞并中国的可能”，并借屈原的口说出了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声:“你应该把他们领导起来作安内攘外的工作”。郭沫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创作这样几篇历史小说确实给人一种“火迫”的感觉，结合创作时间和内容可以断定，这儿的“火迫”当指“战火的逼迫”，当与日本的“二·二六”政变有关。青年朋友的“坐催”，当是在郭沫若已经开始创作的基础上，希望郭沫若能多写几篇，正如举例所说:《贾长沙痛哭》便是-—《孔夫子吃饭》是之前的作品，在此从略。
二、“两个口号”论争中的郭沫若
1936年围绕“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进行的论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历来评说不一，笔者在此不打算对其做出全面评价，只想谈谈郭沫若在这次论争中的一些言行。
在“两个口号”论争中，郭沫若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国防·污池·炼狱》。在说到该篇作品的创作情况时，当时同在东京的左联盟员任白戈曾说:“一九三六年六月初。我们在日本东京接到了周扬同志托人给我们写的信，要我们对‘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争论表示态度。在这之前，我们处在东京，不了解争论的情况，连《质文》上也未发表过有关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来信中说，‘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党所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胡风提出来的。我同魏猛克同志专程到东京郊外郭沫若同志的寓所去请示。郭沫若同志提议《质文》社召开一个座谈会，让大家发表意见。参加座谈会的人一致赞成‘国防文学’这个口号，也有个别人未发表什么意见。魏猛克同志在编辑《质文》的时候，建议我写篇论文，我写了一篇赞成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文章。郭沫若同志随即写了一篇题名《国防·污池·炼狱》的文章，阐明‘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意义，在国内刊物发表。知道了创作背景再来看内容，就会对此时的郭沫若有更加准确的认识。在《国防·污池·炼狱》这篇文章中，郭沫若并没有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提出明白的批评，只是强 调文艺家应该团结:“凡是不甘心向帝国主义投降的文艺家，都在这个标帜(按:“国防文学”)之下一致的团结起来，即使暂时不能团结，也不要为着一个小团体或一个小己的利害 而作文艺家的‘内战’。——自然，一定要‘内战’的人在这儿也是无法强制的，最好请一边在这时挂出免战牌。”为了“扩大反帝战线”，郭沫若大大地拓展了“国防文学”的内 涵:“第一层，我觉得‘国防文学’不妨扩张为‘国防文艺’，把一切造形艺术，音乐，演剧，电影等都包括在里面”;“第二层，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是多样的统一而不是一色的涂抹。这儿应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社会主义的以至于狭义爱国主义的，但只要不是卖国的，不是为帝国主义作伥的东西，因而‘国防文艺’最好定义为非卖国的文艺，或反帝的文艺”;“第三层，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旗帜，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郭沫若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其观点得到了茅盾和鲁迅的赞同:茅盾在《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中引用了郭沫若该文中的话，并认为郭沫若对“国防文学”的解释“最恰当”；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也引用了郭沫若的观点，并说自己很“很同意”这些观点。所以，人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郭沫若对‘国防文学’口号的正确阐述，对于促进当时进步文艺界的内部团结和推动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却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是不容忽视的。
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发表后，“读了那篇文章的朋友，尤其年青的朋友都很愤慨，而且有许多人愈见的悲观，说情形是愈见的严重了。”但郭沫若却 “恰恰是相反”，认为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是在调遣着我们作模拟战，他似乎是有意来检阅我们自己的军实的。”面对同一篇文章，为什么一些人“很愤慨”，而郭沫若却“觉得问题是明朗化了，而且我深切地感觉着，鲁迅先生究竟不愧是我们的鲁迅先生”呢?这便是人们常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心希望团结御侮的郭沫若看见的当然是同了。所以，郭沫若在《蒐苗的检阅》的结尾这样写道;“我觉得中国临到目前这样危殆的时候，便是阋墙的兄弟也应该外御其侮的，那些曾经以强迫手段诬蔑自己兄弟的人怕已经自行在悔过而转向了吧。‘从前种种如昨日死，从后种种如今日生’，悔者可以悔其悔，转者以转其转。不把敌人的武器当成武器，是一种武器”。
现在有人在评价《蒐苗的检阅》时，因文中有“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没有必要”，“最好是撤回”一类的语句，便认为郭沫若这时创作这样一篇文章是“雄赳赳打上门来”;认为郭沫若站在“国防文学”一边，“显然与派性有着深刻联系”。这表明一些人对此时的郭沫若并不了解。“二二六政变”发生不久，郭沫若就在给《宇宙风》编辑的信中说:“我有一点小小的意见，希望你和××先生，能够采纳。目前处在国难严重的时代，我们执文笔的人都应该捐弃前嫌，和衷共济，不要划分畛域。彼此有错误，可据理作严正的批判，不要凭感情作笼统的谩骂。……你们如肯同意，我决心和你们合作到底，无论受怎样的非难，我都不再中辍。”这便是郭沫若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既反复强调团结，又旗帜鲜明地站在“国防文学”一边的原因:因为他希望“执文笔的人都应该捐弃前嫌，和衷共济，不要划分畛域”，所以反复强调团结;因为他希望“彼此有错误，可据理作严正的批判，不要凭感情作笼统的谩骂”，所以旗帜鲜明地站在“国防文学”一边。在郭沫若看来，“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确实比“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更好:“‘国防文学’之提出正是要叫作家们跑上抗日的联合战线，而提出这口号的都是左翼作家。他们很明白而正确的适应着目前的现实及政治的要求而扩大了向来的组织，他们并没有所‘囿’，因而也似乎用不着再拿新的口号来‘推动’。若说‘国防文学’‘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不明瞭’而又有‘不正确的意见’‘注进’，那吗把‘国防文学’严密地定义起来是可以‘补救’‘纠正’的，而这‘补救’‘纠正’的工夫由许多战友讨论已做了不少，在我是觉得已到完备的地步的，用不着要另起炉灶。……‘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不是更加不明瞭，更加容易注进不正确的意见么?我们目前的革命岂只是单纯的民族革命?而这革命的表现岂只是战争？大众在革命期中所要求的文学岂只是战争文学?把这些问题过细考虑起来，总觉得这个口号是不妥当不正确的一个。”
1936年10月1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冰心等21人联合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夏衍认为，郑伯奇在郭沫若签名这件事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郑伯奇是创造社的‘元老’，当时，在文艺界他也是唯一一个能代表创造社和向郭沫若进言的作家(到三五年，在上海的创造社作家彭康、朱镜我、阳翰笙、李初梨已被捕，李一氓、冯乃超已调离上海)。因此，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在这个宣言上签名，伯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根据郭沫若在1936年的言行可以看出，夏衍的这种说法很明显是事后想当然的猜测:团结御侮，是郭沫若当时最大的心愿，在标志着文艺界同人团结的宣言上签名，当是郭沫若梦寐以求的事情。
三、鲁迅逝世后的郭沫若
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名后不到二十天，鲁迅逝世了。郭沫若从晚报上看到这一消息时，简直难以相信：“这个消息使我呆了好一会，我自己有点不相信我的眼睛。我疑这个消息不确，冒着雨跑到邻家去借看别种报，也一样地记载着这个噩耗。我的眼睛便不知不觉地酝酿起了雨意来”，当晚用毛笔在宣纸上写了《民族的杰作》。第二天早上，非厂来向郭沫若报告，把文章拿了去，后来登在《质问》上。同时，东京帝国大学的帝大新闻社打来电话，要郭沫若写一篇文章，郭于10月22日完成了《坠落了一颗巨星》。在《民族的杰作》中，郭沫若对鲁迅给予高度评价：“中国文学由鲁迅而开辟出了一个新纪元，中国的近代文艺是以鲁迅为真实意义的开山，这应该是亿万人的共同认识”，称赞“鲁迅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在《坠落了一颗巨星》中，郭沫若回忆了自己与鲁迅的交往过程，对自己的“孩子脾气”表示忏悔：“这种事，假如我早一些觉悟，或是鲁迅能再长生一些时间，我是会负荆请罪的，如今呢，只有深深地自责自己而已。”并要人们用实际的行动纪念鲁迅：“鲁迅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榜样。拿着剑倒在战场上吧！以这样的态度努力工作下去，怕才是纪念鲁迅的最好的道路。”11月1日，郭沫若作《不灭的光辉》，认为鲁迅精神的真谛是“不妥协”，鲁迅真正的仇敌是“人类的仇敌，尤其是我们民族的仇敌”，纪念鲁迅的最佳途径是“加倍地鼓起我们的敌忾，前仆后继，继续奋战”。11月3日，往东京日华学会，参加东流文艺社、质文社、中华戏剧协会、文海文艺社、中华留日世界语学会等团体联合举行的追悼鲁迅大会，敬献了花圈和挽联，[②]并在会上发言，高度评价鲁迅，认为鲁迅比孔子伟大。11月10日，发表代质文社同人所作悼念鲁迅的挽联：“平生功业尤拉化，旷代文章数阿Q”。另外，郭沫若在明治大学的演讲中称赞鲁迅是“文化的导师”；还以鲁迅的徒孙资格参加留日学生各团体追悼鲁迅的大会，在演讲中号召大家向鲁迅学习，“不屈不挠的与旧社会势力奋斗到底。
从以上的言行可以看出，郭沫若对鲁迅的逝世是悲痛的，其哀悼是真心的，其评价是崇高的，但郭沫若的这些文章发表后，当时就有人说作为鲁迅敌人的郭沫若在鲁迅死后，写了些“巧妙流利”的哀悼文章，“以友人的面孔出现”；现在也有人认为“这个变化实在太大了”。从表面上看，这一变化确实很大，但如果了解1936年的郭沫若，便会知道这实在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从上面的三件事可以看出，郭沫若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回国，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二六”政变发生时，郭沫若敏感地发现日本的这次政变与中国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于是借历史小说提醒国人，并以贾谊自比，希望能为国效力;在“两个口号”中，郭沫若慎重宣布：“我自己是在现代中国的中国人，我敢于宣称:我有充分的资格来爱国;”鲁迅逝世后，郭沫若认为纪念鲁迅的最好方式是:“拿着剑倒在战场上吧!以这样的态度努力工作下去，怕才是纪念鲁迅的最好的道路。”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为郭沫若回国提供了契机:回到祖国，“拿着剑倒在战场上”，这确实是纪念鲁迅的最好方式。
刊《郭沫若学刊》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