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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历史人物必须“知人论世”
2016年10月20日 来源： 作者：马识途
——谈正确评价郭沫若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他不仅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他还在历史研究、古文字学、戏剧创作、诗词创作、书法等方面都有过非凡的表现，是当之无愧的诗人、文学家、戏助家、历史学绒古文字学家、书法家。所以当时他与鲁迅并称为中国新文化的两面旗帜。他还是一个一直和人民在一起的革命家，不计艰险，始终如一，在新中国的缔造中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这在中国文化人中恐怕也是不多见的。因此他在新中国可称文化第一人，曾经在新中国的文教科学方面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同时也是中国文艺界的泰斗。因此，他以一个浪漫诗人却在解放后壮阔的历史波澜中，成为风云人物，自然就要在波诡云诱的政治风雨中行走，于是他不可避免地要领受各方面交加的毁誉，也是可想而知的了，对于像郭沫若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在他死后，会有许多不同的评说，也是情理中的事。在中国的学术界研究他的人也很多，几成专学，海外也多有研究者，这都是值得提倡的好事。
不过近年以来，我曾经读到一些文章和书籍，对郭沫若颇多微辞，对于解放后新中国的郭沫若有更多的批评。由于各人视角各异，特别是立场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是正常的事。但是我注意到，有的文章却似乎超出学术研究以外，态意贬损，以至讽刺侮辱，加以丑化，有失争鸣风度。再细看某些立论，其方法不仅是唯心主义的，非历史主义的，且似乎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实不过是把郭沫若当作靶子或引子，矛头所向，是想力透靶子，直指郭沫若所从事的新文化运动和郭沫若所归依的政体而已。这不能不引起学术界关心郭沫若研究者的注意。
首先我想说一说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一得之愚，也就是知人必须论世。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已经引起多次的讨论，现在可以说在学术界，至少在海内学术界，大体上已经取得基本的共识。也许可以把它概括为如下几条:1.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的根本任务之一，是对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历史人物，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2.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以马克息主义的唯物更观作指导，或者换一个说法。必须以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的态度，把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具体的考察，也就是说，知人必须论世。轻率地片面地肯定或否定一个人，是不好的。3.必须反对评价历史人物的唯心主义观点。主观地把某一段历史放进摊侧的框架中去，然后把人物放到设想的位置上，投射以预设颜色的灯光，于是轻率地得出结论，这就是这个人物的本来面目了。甚至从自己的喜恶或从某种政治需要出发，把历史人物当作可以任意揉捏的烂泥，任意美化或丑化。4.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必须在特定历史的全过程中，把历史人物的有根有据的生活全过程，进行全景式的透彻的考察，不仅听其言更要观其行。看他是加速或促进了还是阻碍或迟滞了历史的发展过程。切不可看一时一事，任个人的喜恶，妄加褒贬。
如果上述的原则可以成立的话，我们对于郭沫若的评价，特别是新中国的郭沫若的评价，可以说该有一个谱了。有些人对新中国的郭沫若很有一些看法。我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如刘知几在《史通·鉴识》中所说的“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事物虽然只有一个，而认识事物的人却因看法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我们必须说，评论新中国的郭沫若，也应该根据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知人必须论世，首先我们应该把解放以后的新中国的历史环境弄清楚，必须把郭沫若这样一个具体的人，放在当时新中国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全过程地而不是一时一事地进行考察。而且要特别顾及郭沫若这个人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政治环境，交往人物和他的心理素质，个性特点。在他所进行的每一个活动所受到的客观环境、特别是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人物，施加于他的影响，都必须弄清楚，我们才有可能具体分拆她做的每一件事，得出真相，从而综合分析在那样的历史环境甲的郭沫若之所以为郭沫若的本来面目。这样一来，我们就比较容易地回答解放后的郭沫若所做的令人难以理解或者多有责难的事情了。
郭沫若，平心而论，按他的性格、气质和教养来说，他应该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一个文人，或者一个学者，这些他果然都做到了。但是他生长在亡在旦夕的中国，作为一个诗人，他不能不为拯救祖国而大声呐喊，不能不卷人到大革命的斗争中去。他亡命日本后，本来可以把自己铸造成一个出色的学者，他也做到了。但是抗日战争开始了，他不能不抛雏别妇，回到祖国，参加战斗，成为文化界抗敌的一面旗帜。其后他又不能不站到革命人民一边，和蒋介石反动政权进行斗争，参加缔造新中国的伟大事业，成为新中国新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新中国的第一文人，而且进人政治圈里，当起官来。这时他的确也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但是他不是可以遗世而独立的人，生活在剧烈波动的政治漩涡中，身不由己，俯仰沉浮于权力圈中，应对进退于宫胭之下.他在这样的环境中，该如何行事呢，有时为了顺应形势，不得不便宜行事，特别是在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史无前例的政治斗争环境中，他树大招风，在咫风以拔根之势向他袭来，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在正常环境中叫人难以理解的事，说一些口是心非的话。其实那时不只他一个人，许多处于他那样政治环境中颇有分量的人物，也不得不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只是郭沫若是世界级的名人，他的一言一行，都为万人瞩目，传扬开来罢了。说实在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看到过多少荒唐的人和多少荒唐的事呀!那是个大荒唐的时代，郭沫若在大压力下，要做一些小荒唐的事，我看是难以避免的。如果我们便因此而求全责备，甚至讽刺挖苦，扯到人格上去，毋乃太过乎?没有亲身经历过那样严峻场合的人，恐怕时全国已造成那样的形势，而形势是比很难以想像的。因为当强的。你面对的又不是可以横眉冷对的敌人，而是自己的同志，特别是他面对的是由我们全民多年树起来的无上权威和至尊，你能怎么样?“文化大革命”已成历史，既未亲历也没认真研究的人，作一个事后诸葛亮，评头论足，或说点风凉话，是很容易也很痛快的攀，只不过难免有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嫌罢了。
我这样说，不是说郭沫若一切都好，无可挑剔。不，郭沫若一生也有过若干失误，他也办过一些招来物议的错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大家常常议论他的那几件事。比如在大跃进中;他写过一百首歌颂百花的诗，成为现在人的笑谈。但是当其时也，全国全民在写诗，一片诗山诗海，他作为一个领头的诗人，能不“浪漫”一下吗?何况他是在歌颂“百花齐放”的政策，而那一百首诗中，也还有可读的诗呢。又如在“文化大革命”初，他说过他的书都该烧掉，说得未免过分，影响不好，那是事实。但当风云突变，他眼见排山倒海咫风向他袭来，他不得不说些违心之言，以求自保，不是可以理解的事吗?但要说红卫兵根据他的话而大肆焚书，却未必然，当时红卫兵所干的事哪要什么根据?至于他为什么要写《李白与杜甫》那本书个中情由，大家心知肚明，不用赞言了.这大概就是新中国的郭沫若最受非议的几件事了，这也的确可算郭沫若“说错话办错事”的几件事，但是我们在批评郭沫若的错误的时候，似乎也应顾及一个人的思想行为，总是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潮流所决定的，我们不能脱离一个人的时代和环境来谈他的是非得失。我至今仍然相信夏衍在郭沫若研究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说到郭沫若在解放后说过违心之言，办过违心之事时说:“郭沫若所犯错误，都是在我们党和毛主席犯错误时所犯的。”我以为这是实事求是的说法。
说到这里，我想起巴金的《随想录》“文化大革命”中的自己，从他的自我解剖是那么无情解剖好更深刻地解剖了“文化大革命”，正是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和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解剖。我又想到，我们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如何说。如何做的呢?且不说跟着造反的，就是把自己当时写的《交代》、《检讨》、《认罪书》拿出来再看看，也许会比巴老更汗颜吧!然而这正可以净化自己的灵魂。所以我把我的《认罪诗》和《我的检讨》，印人我写的《沧桑十年》中。我可以大胆地设想，作为一个在中国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写过《女神》这样的诗，写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样文章的郭沫若，如果能活到现在，他也会像巴金那样，像周扬那样，说出真相，解剖自己的。他也会像巴金一样还自己一个郭沫若的本来面目的。可惜现在已经不可能了，但是现在研究郭沫若的学者和作家，可以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来做，还郭沫若一个本来面目。并且从他的本来面目反射出中国这一段真实的历史和文化来。即使现在还不具备充分的条件，我想将来有人会这样做的。他们会在郭沫若、巴金、周扬、老舍、曹禺、田汉等的知识分子的研究中，更准确地认识中国这一段历史和文化。但是必须使用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研究这些历史人物，我还是那句话:知人必须论世。
郭沫若本是一个具有浪漫情怀的诗人，有极高的天资而涉猎极广，有相当深厚的文化根基，他具有多面才能而早是一个感情丰富性格复杂的人，他一生处于中国历史的大转变和政治大动荡中，一直在政治漩涡里翻腾而又常处于尖子地位，经受过政治风雨和情感激浪的冲击。他面对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尊荣和失落，都不是我辈常人所能想像的。对于这样一个中国的文化名人，进行评价，不是容易的事。简单地肯定，简单地否定，都不可能探究郭沫若的底蕴，而会落人“物有恒准，鉴无定识”的老套。如果追赶浪头，拾人牙慧，用不实之辞横加贬斥，或以一孔之见，妄加臆断，在别人脸上涂抹油彩、决非一个乒肃学者所当为。至于用“大批判”的语言，肆意鞭挞，以图一快，在一个不能起而辩正的死人身上泼脏水，随便丑化，是容易的事，不过徒见其无知和浅薄而已。
但是更引起我注意的是在一片批郭贬郭风的后面，、以至贬鲁迅等新文化人的后面，到底有人想做什么文章?对于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评价，在已有公认的评价之外，进行再认识，对某些不足之处进行反思，我以为是好的。但是有的议论似乎出格，把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加以否定，却不能不引起关切。有的批郭其实是在批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在批五四运动后中由走向工农革命，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出现了新中国。
近年来兴起的始发于海外继起于海内的“批判激进主义”，就很值得注意。我想批判“激进主义”，未为不可，五四运动也不是不可以反思。但是如果批来批去，是落脚到根本否定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出的结论是对“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以为“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存在一股强烈的激进主义潮流，它左右着历史进程，并总是在某些转折关头把历史推向灾难的境地”。以至发展到“批判激进主义已不仅是一种文化反省，而且成为政治声讨，成为要求改写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种强烈的呼声”。那意思如果我理解无误的话，就是说中国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出现了激进主义，把中国搞糟了，辛亥革命搞糟了，五四运动搞糟了，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工农革命，武装斗争，导致新中国的建立，当然更搞糟了。
我不是学者，这些道理，我难以理解。但是我知道任何一个伟大的历史运动，总是有它发生发展的必然性而不以某个人的愿望或理性的思考为转移的。历史就是历史。我还知道，任何一个伟大的历史运动，总不能没有曲折，不走弯路。有时候会搞得不好以致很糟，但是其终极是好是糟的检验民的实践。中国人民实践的历史事实是“国人民反复起义，终于推翻了清封建王朝。是历史的事实，是人民的实践。中国人民实践的历史事实是，在孙中山的推动下，中国人民反复起义，终于推翻了清封建王朝。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通过激烈的革命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人民解放了。又经历了五十年的激烈斗争，走了不少弯路，终于走到今天，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向民富国强的方向前进。即使这样，我想对于过去历史仍然是应该研究的，过去犯过许多错误，走过许多弯路，仍然是应该总结的。激进主义也好，别的什么主义也好，都是可以批判的。如果“激进主义”是指在解放前的革命斗争，解放后的建国过程中，一直像幽灵一样在中国大地上游荡，给革命和人民带来许多灾难的“左祸”的话，那真是应该批判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可以反思和再认识的，的确有一些不足和偏差。就是解放以后五十年的历史更是应该研究和总结的，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我是无能为力了。我希望有更多的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参加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特别是参加近年来流行的“批判激进主义”的讨沦。然而这已经是题外的话了。
刊《文史杂志》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