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
联系我们
地址:北京市前海西街18号
电话:010-83222523
邮箱:gmrjng@263.net
请关注郭沫若纪念馆
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郭沫若40年代文艺性散文探微 李生滨
2016年10月20日 来源: 作者:张 琢
摘要:40年代是郭沫若文艺性散文的第二次活跃期。论文以郭沫若20年代文艺散文为参照,从思想情感、语言表达、审美心理诸特.点入手进行分析,并进而提出应该在郭沫若全部文学创作的整体价值和生命完善的发展轨述上定位郭沫若文艺性散文创作的审美情感、历史意义和艺术成就。
关键词:郭沫若 40年代 文艺性散文 审美情感 艺术成就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一7225(2001)03一0050一09
郭沫若的一生是轰轰烈烈的。特别是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史上,从《女神》到创造社的文学活动,再到北伐战争,是其人生早期的奋争和高歌。有浪漫的激情和低泣的私语,有奋进中的碰壁和消沉中的希望,这不仅产生了早期的诗歌小说的优秀创作,也成就了散文小品文的优美。避居海外的10年是一种静息,虽不无种种煎熬,但个人的生活和历史的研究成为一种潜伏期。1937年回国抗战拉开了郭沫若第二次人生的辉煌,展示了爱国激情涌动下诗人精神的再次振奋。不仅视野开阔,气势如虹,更有了内在成熟的平和心态,生命的Energy和审美内视,出现了第二次文艺性散文——小品文、叙事抒情散文创作的活跃期。这里谈谈郭沫若抗战时期文艺性散文的创作。为了前后一致,我们称之为40年代文艺性散文,以1942年的创作为重点。因为30年代的文艺性散文仅有几篇,其风格也颇为相似,我们就把它们放在这里一并加以论述。
归国抗战以后
首先,简单谈谈郭沫若三四十年代文艺性散文的主要内容和历史背景。
郭沫若1941年4月27日在《诗人的创作》中说:“诗人要活在时代里面,把时代的痛苦、欢乐、希望、动荡……要能够最深最广地体现于一身”。[①]文学是人生的表现,更是时代的大感情的抒写。郭沫若人格的伟大、思想的深刻主要体现在作家对时代变化、对社会现状、对民族前途的关注和热情上。郭沫若一生的奋斗和文学活动是和现代中国风云突变的历史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讨论他的散文创作不能不了解时代的大背景。特别是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已经从五四前后以个人为本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人生感喟和启蒙的文化观,走向了以人民为本位的社会化政治化的现实主义思想观。虽然文艺性散文所反映的是作家心态较为宁静和深沉的一面,但在爱国主义诗人郭沫若的笔下,其主要的内容仍然是对时代或直接或侧面的反映。郭沫若前10年的留学日本正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后10年的避居日本,又是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蚕食中国领土,而国内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的时期。这样,最终导致了1937年7月日本全面的侵华战争。郭沫若身在日本却从未忘怀祖国。一颗赤子之心、满腔悲愤在他30年代的几篇散文里有充分的表露。如1936年写的《痈》里所坦露的作者的心情就是很生动真挚的:
脓——这在我们有医学经验的人,都知道是一大群阵亡勇士的遗骸。我们的白血球是我们的“身体”这座共和国的国防战士。凡有外敌侵入,他们便去吞食它,待吞食过多时卒至于丢命,于是便成为脓。我们不要厌恶这脓吧,我们了解得这脓的意义的人,是应该以对待阵亡将士的庄严感来对待它的。
我这个痈不见化脓,难到我们中国人的白血球,真正是已经变到不能抵抗外敌了么?
自己的脸色,一天一天地苍白下去,这一定是白血球在拚命吃自己的赤血球,我想。
为着一个小疖子,说不定便有丢命之虞,这使自己有时竟感伤得要涔涔落泪。
——妈的,我努力一辈子,就这样便要死了吗?而且要死在不愿意在这儿做泥土的地方!(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痈》
只要我们了解当时国内的动荡,对外一再的忍辱退让,再想想日本宪兵监视下的郭沫若的流亡生活,就不难理解郭沫若义愤难抑的悲痛心情。祖国的危亡衰弱,对于国防卫士们的殷切希望,对于阵亡勇土的庄严感,这一切发自身在异地的游子的心声,充满了作者隐曲的衷肠。同样的义愤,《杜鹃》(1936年)一文无情地揭露了那些祸国殃民的“人面杜鹃”欺世误国的恶劣行径。
怀着这火一样的爱国之心和赤子之情,“又当投笔请缨时”,郭沫若不顾蒸蒸日上的学术研究,不顾人到中年的家世之累,冒着生命的危险归国投人抗战的民族大业中。他奔走前线与后方,周旋于国共两党和文化界各阶层之间,为抗战呐喊,为民众鼓劲。为了宣传爱国精神,促进民族团结,为了教育民众,鼓励将士,郭沫若在1942年前后不仅连续创作了以《屈原》为代表的六部大型历史剧,而且写下了大量的随感杂文、文艺随笔,其中包括一些文学性很强的文艺性散文。郭沫若40年代这些文艺性散文,可以说是30年代几篇散文的丰沛和发展,虽然少了主体的解说、战斗的烟火,但反映了抗战生活的不同侧面,特别是活跃于抗战文化活动中的郭沫若,为他自己平凡而伟大的思想情怀留下了真挚、清晰的鸿影泥爪。作品很朴实地记录了抗战生活的一些见闻、事物和感想,始终贯穿着抗战的主题。肯定和赞美的是不屈不挠的民族自尊自强和斗争精神,鼓舞和激励的是爱国主义热忱。这些文艺性散文表现了郭沫若1942年前后再次高涨的审美张力和诗情澄静。“照年龄说来,我已经是知命晋一的人,但不知怎的,我却感觉着一切都还年轻。仿佛二、三十岁时的心境和现在的并没有怎么两样,一样的容易兴奋,容易消沉;一样的有时是好胜自负,有时又痛感到自己的空虚。”[②]这虽是郭沫若1942年11月23日读屈原时《无题》的记录,却让我们能感受其心态的丰盈和Energy的充沛。也只有在这样的“第二青春”期所写的散文才焕发出艺术的美感和思想的丰富。
郭沫若40年代的文艺性散文有记闲情雅事的《飞雪崖》(1942年10月)《竹荫读画》(1942年10月),有赞美诗一样的《银杏》(1942年5月),有小品散文《丁东草》(1942年10月)《芍药及其他》(1942年4月),有记录生活片断的《回到上海》(1937年8月),还有记述工作的《下乡去》(1945年6月)等等。《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收录的40年代的散文共有11篇(组)。虽然数量不多,但形成了郭沫若20年代“小品文的时代”之后,另一个文艺性散文创作相对集中的时期。这也吻合了郭沫若文学活动和人生进取的两次大的张扬活跃时期。所以说郭沫若的文艺性散文是他文学思维活跃丰沛的自然产物,也就更能真实地表现作家的创作心态和思想情感。
(二)有别于20年代的思想情感和语言表达
现在,我们具体讨论分析郭沫若40年代文艺性散文的特点和风格。主要从两个方面,通过和20年代比较的方法来作一些论述。
第一,情感和语言的冲淡明净
相对于20年代浓郁的伤感抒情色彩,40年代郭沫若的文艺性散文的语言和情感显得明净质朴。其实,阿英在《现代十六家小品·郭沫若小品文序》里不仅对郭沫若早期“田园牧歌”的散文特色进行了分析和肯定,最后还断言“郭沫若往后定然是还要写小品文的,不过内容与形式,我想是不会象过去那样的了。”[③]这不仅说明了郭沫若1924年前后文艺性散文创作的特殊心态,更进一步说明了文学史家阿英对郭沫若深层的了解——特定的社会背景和艺术批判的认同和共识,同样给我们的研究以启示。
郭沫若后来文艺性散文的创作确实有别于他早期“田园牧歌”的散文风格。从30年代的几篇作品里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其思想内容向现实批判和社会广泛的外倾型转变。从早期强调直觉、灵感,崇尚“感情的自然流露”发展到在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精神。《鸡之归去来》(1933年)一文中对病态的妇人、亡国的朝鲜人、释迦牟尼的吃东西、孔二先生的生儿子以及杂乱动荡的时代记录里多了冷眼和讽刺。虽然写的仍是家居的田园生活,但明显有了对黑暗社会的分析、认识和批判,“鸡之归去来”只是引线而矣。《痈》(1936年)里写白血球的英勇和牺牲以及关于“历史小”的议论,全文“含沙射影”,自然显豁,文学化的描写里更多现实的批判性和对时局的担忧。特别是《杜鹃》(1936年)用犀利的笔锋撕开了一切“人面杜鹃”的嘴脸,刀笔见血的批判色彩是很浓的。这一方面是由于郭沫若的史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认识的提高,另一方面说明了郭沫若文艺性散文从20年代内省的个体情绪向关注社会现实批判的情感外倾的转变过程。
郭沫若40年代的文艺性散文比30年代的几篇在语言运用和情感抒写方面更加深沉冲淡,甚至趋于平和。从文学审美的内在情感和文学表达的外在形式都表现了作家心态的“明净”和语言返朴归真的成熟气息,除了和前期散文一样的真挚优美外,更多的是自然冲淡、明净深沉的特点,减少了20年代个人的绵缠私语和低徊情趣,消去了自我遗弃的孤寂颓废色彩多了现实生活更广阔的现实内容。当然从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早期散文的绚丽和情调,但情感的表达和语言的表述却有另一种打动人的东西,“绿林野屋,落日气清;脱巾独步,时闻鸟声。”[④]司空图的这几句话也许更能概括郭沫若40年代文艺性散文给人的艺术美感。郭沫若的散文表现了他在经历了革命实践和诸多的人生风雨后更加开朗乐观的革命胸襟。用行云流水来形容郭沫若的《飞雪崖》《下乡去》《小麻猫》等40年代的叙事抒情散文是毫不为过的,那流利,那明净,让人深切地感受到作者内在心态的充沛和良好。由于其情感和胸襟是那么亲切地反映在他的散文里,所以就形成了一种谦抑而又自信的文质彬彬的气质。
郭沫若早期的文艺性散文,“他对于宇宙万汇,不是用理智去分析、去宰割,他是用他的心情去综合,去创造。他的心情在他的身之周围随处可以创造出一个乐园;他在微虫细草中,随时可以看出‘全能者的存在’。‘兼爱无私者的徬徨。’”[⑤]这是郭沫若对维特的分析,也是一种自我的真实流露。以《山中杂记》为代表的作品是作者诗人情感自由浪漫的散文表达。40年代的文艺性散文是一种“明月松间照,清风自有怀”的审美精神的表现,整体上体现了一种宁静的心态和风格,反映出40年代郭沫若对社会、现实的高度把握和认识。在“脱巾独步”的人生境界和平易质朴里,又有夏日山涧清清淙淙、时闻鸟语的清幽和生动。这也就是我们前文所说的,散文不仅能反映作者的学识、情趣、思想,更能表现人性更清澈的一面。像《飞雪崖》记游,文字平易流畅,简洁清新,把一路走过的时序、线索、景物皆交待得清清楚楚。同行者二三十人,写来三言两语,亲切自然,景在眼前,情在无言中:“前面果然展开出一片极平静的水面,清洁可鉴,略泛涟漪,淡淡秋阳,爱抚其上。水中有一尺见方孔穴二十有八个,整齐排列,间隔尺余,直达对岸,盖旧时堰砌的废址。农人三五,点缀岸头,毫无惊扰地手把锄犁,从事耘植。”语言明净如水,简洁而生动,把秋高气爽的周日出游写得安闲而又轻松。
这种淡然如实的记述风格也同样体现在《竹荫读画》《下乡去》等篇章中。先看《下乡去》的长文记述:下乡时简陋卡车上的幽默与欢笑;林园拜访清苦中译著的李侠公;白果树下回想往日的热闹和童稚;抗战艰难的生活中难得的门阶聊天;同仁离合欢悲中的聚餐;夜来风雨和车上的司机;水牛山公园的变化和路上的采购。行文中充满欢乐的情绪,虽然每个人都忍受着长期战乱带来的艰难和窘困,但大家信心坚定,简朴的生活里洋溢着很高的生活热情。全文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但掩不住荡漾的乐观精神,一种团结抗战的坚定和力量就在简洁质朴的语言中流露出来,整个行文像奔流的河水,心情像夏日阳光下的绿叶,欢快的语言是非常生动自然的。我们似乎能感受到作者始终微笑的面容,正如老舍所说:“最使我感动的是他那种随时的,真诚而并不正颜厉色的,对朋友们的规劝。这规劝,像春晓的微风似的,使人不知不觉的感到温暖,……绝不是老大哥的口气,而永远是一种极同情,极关切的劝慰。”[⑥]作者不仅真实地描写了抗战生活的一页,其自我的性情也在字里行间闪现。这些文章不仅语言自然简洁,描写亲切平易,现实生活的内容更是广泛,具有早期散文所少见的开阔视野和生活的丰富多彩,使文章在简朴的叙述中有了更加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思想性。生活是平常而又厚朴的,只有作家深挚淳厚的心地与感悟,才会享受其美、其善、其真。有人说诗歌如酒:散文如水。那么没有明净的心湖,盛不了纯净的清水,没有久经磨洗的亮眼,寻不到幽静美丽的湖光山色。水是平常的,生命因水而常绿;生活是平凡的,但人生因艺术而变得更美好。散文之水啊,只有明净如秋,才会亮丽而淳厚。水在眼中只是伤感的泪,水在心湖,才会涵养世界的灵秀;水只有滋润了生命,才会有光华;水洒向大地,才会有勃勃生机。郭沫若40年代的文艺性散文因反映生活的真实和内容的广泛,更具有了大地般的质朴和深厚。郭沫若的内心忘却了自我、容纳了大众和祖国时,思想变得开阔,行文更加清明流畅,滤干个人嘈杂的情感自恋,才有如秋山般的清爽。敞开了心扉,山野的大气才会滋养无私的胸襟。作为最自由的散文创作,在郭沫若的笔下是随意而质实,自然而简朴,没有文饰的矫情,没有故作的高深。从生活中来,如山野的绿叶清风;从生命的感悟中来,在心泉上轻轻歌唱。你听,《丁东》在心灵的深处叮叮淙淙,让人有回味不尽的思念和隽永。你看,《白鹭》从心尖飞上云端,在空中飞出一个美丽的音符,让人感受着清新和优美。《下乡去》是奔向远方的河,《飞雪崖》是清浅的田间溪流,《水石》所感悟的细微,《石池》所赞美的绿洲,还有《母爱》中无言的焦尸,已滤尽了《小品六章》里的伤感和浪漫。作者的深挚的情感有了水一般的清明和深永,不着一字议论,尽得生动意蕴和强烈的思想感染力。《雨》的闲话,《小皮夹》的故事,作者信手拈来,写得诚挚感人,旨趣深藏,读来平易隽永。散文的题材源于生活本身,作者的智慧和天才在于把生活中琐碎、平凡的事和物发掘开拓,写出让人回味的东西,加深人们的认识,使之接近实质和真理。郭沫若40年代的散文看似信手随意,但皆缘情因事而自由抒写,溶诗情、画意、哲理于一炉,所以朴实自然中有雅致,平易亲切中有大义——妙手出玄机,文章自天成。胸臆直露,不显激厉,人性真淳,不为文饰。至性至文,生命的清纯是一种自然的流淌。不仅体现了语言的明净如水,更主要的是心胸开阔的深挚情感表现得冲淡而含蓄。可以说这是最深沉的爱国情怀、时代精神和美好心灵的结合。
因此,郭沫若40年代的散文内容广泛深人,语言质朴简洁,读起来有一种成熟的气息,一种了无杂尘的明净。这不仅是文章的内容和语言文字所造成,最关键的是内在情感的深沉和人生境界的高远所孕育。郭沫若40年代的散文从思想内容上早己脱去了昔日那种感时伤怀的哀愁,不是停留在社会人生的感慨、自我境遇的抒发上,而是充满了对现实生活的热情和乐观向前的精神,个人的品.格在峥嵘的岁月里展现了另一种清明和爽朗。在大时代的纷扰和艰难中有了难得的在自然景物和现实生活中静观沉静的审美心态和悠闲心境。
第二,审美意象的变化和境界的开阔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认识到相对于20年代郭沫若散文情绪化抒写,以及优美亲切的特点,40年代郭沫若的散文更加冲淡、含蓄、深沉。这表现在面对相同的审美对象,有不同的审美意象和情感蕴藉。内容的现实意义和所表现的人生境界、艺术境界是开阔的、深沉的。生活情感的变化引起作家审美情绪的变化,苦闷和乐观就有不同的意象的审美对象化。
比较郭沫若前后两个时期的文艺性散文,审美意象的变化最明显的莫过于小品文——《路畔的蔷薇》和《芍药及其他》。同样是“被遗弃(抛弃)的鲜花”,前者是“供养在断颈的破土瓶中”;后者是“插在小巧的白磁瓶里”。这情绪化的“伤感和欣喜”是再明显不过的。同样是自然花草充满生机的赞美,茅茨、山茶花从山中采来,清秋活在黑色的壁上的铁壶里,这是田园牧歌的诗人情怀,虽然诗人在生活上碰壁以后,在自然的清新的花草描写里显出了热情和希望,但终究没有脱离开个人的生活点缀的审美范围;“青青的野草”却在石池的弹坑里长成绿洲,这是抗战最艰难的大背景下的对象化感兴,是对生命顽强的感动,是对无数敢于面对艰难、面对现实的生命的默默致敬!这二者所含蓄的审美情感表现了不同的思想认识和境界。同样是面对“尸骸”,在《墓》中是哭自己的灵魂,在《母爱》中抒发的却是对侵略者残暴行径的审判、愤怒和对被残害者的悲痛,其现实的意义和情感的意象蕴含是大不一样的。
真情实感是散文的生命。散文是作者对于实际生活中所接触的事物、事件、人物以及对环境、自然景色所引起的感情与思想的记录。郭沫若文艺性散文最突出的就是情感的真实,人生境界的变化和时代对人生的影响,带来郭沫若散文整体风格的不同,特别是文章所表现出的气势和思想说明了作者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的不断变化和开阔。《菩提树下》和《竹荫读画》记叙的都是一种树荫下闲静的生活情景图,一个是树下饲鸡,一个是竹荫读画,都以亲切真挚见长。《竹荫读画》一文里表现的是朋友相聚的畅谈,深情厚意,亲切放达;《菩提树下》表现的是家居生活的场景,欢欣喜悦,温馨优美。《竹荫读画》里不仅写了读画的情趣和友情的融融,还伸展开去,谈笑间写出了画家对艺术的执著及其永不消磨的生活热情,突出了傅抱石贫贱不移的素朴精神、抗战的民族精神,民族大义洋溢在平实的文字记述里,意境是十分开阔而深挚的,为文为人的境界不言而喻,表现了作者高瞻远瞩的胸怀。《菩提树下》只是表现一种日常生活的平静心态和妻子为儿女家庭操劳的喜悦,浸染的是作者闲适的田园情怀,一种亲情的感动弥漫开来,意境亲切,情感优美,描写是很生动活鲜的,但其审美境界的开阔与深远是无法与《竹荫读画》相比的。《竹荫读画》看似信笔随意,却深藏着大义,无形中现出了大境界;《菩提树下》文笔清新自然,着意描绘个人情绪,意境优美,但内容稍显单薄。
从另一角度,我们来看看同样富于情感色彩、以抒情性见长的《卖书》和《丁东》。《卖书《把人格化的“书缘友情”极尽悲郁的情致表达得缠绵悱恻,是郭沫若早期一篇至情至性之文;《丁东》也是反复咏叹对少年友情的怀念思恋。《卖书》是作者难以割舍的心灵追求的美好象征,《丁东》是心头缥渺的对珍贵友谊永久的思慕。“书”是我真正的朋友,生活让我不得不忍痛放弃;“丁东”是我少年之挚友,天却早亡我友,二者都让我思慕怀想。《卖书》写实:我思念旧友——回忆放弃文学爱好的经历——分别时所受书贾的侮慢——寄付了二位老友后心里非常恬静、非常轻松……不忍回首的往事、人事,还有那居住过的“小屋”——我的神魂借着你们(《庚子山全集》《陶渊明全集》)永在。《丁东》虚写:思慕丁东——清洌的泉水滴下深邃的井里的那种丁东——清永的凉味——嘉定一眼水井——丁东声里的少年挚友——记忆的咏叹——回嘉定的实感——心里倾听丁东清永的凉味——我永远思慕着丁东。经历的详细实录和诗意渲染的隽永,创造的是一种相似的境界,营构的是同样的氛围,情感的轨迹也是有些相似的。《卖书》中激愤的情感一泻而下,越写越峻急,心灵悲愤的忧伤灌注在每一行文字里,情真意切,深挚感人,读该文时读者被流贯的情感所打动,引起深深的同情和共鸣。但一种阅读的感动过后,没有深永的东西。这是一种实事诉说,是一种情感倾诉。是优点,又是缺点,文以情采显,意以浓情累。而《丁东》好像发酵的陈酿,清幽的思念和情绪在聚集、在疏散、在弥漫,在似真如梦的诉说中反复,氤氲成一片迷濛的忧伤和思念。空中之音,云外之信,久在心头回响,欲罢不能,梦寐俱是,不可释然,已经在若干隐曲之处显出深切和丰富,这是浓郁而又淡远的意境营造,是把情绪化成了隽永的音乐。余音绕梁,使人在沉静中慢慢地回味,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才能和文字表现的造诣。同样是友情的描写,往事的回忆,但意境有高下之别:《卖书》虽也真情感人,但原态的情感没有艺术审美的过滤,情太盛太烈,妨害了文章的意趣和境界;《丁东》却是情隽永而文简洁,生活形象和情感意蕴达到有机统一,从而获得了一种深永美的境界。
散文有较强的主体性。写“自己”可以说是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一个杰出的散文作家,总是在感受社会生活时,敏锐而精微地把握“自己”。善于捕捉“自己”的经历、趣味以及情绪中的纯然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才是一个散文作家成熟的标志。举凡真正的文学作品,无一不或隐或显、或明或暗地表现作家本人的胸次。画家傅抱石在艰难里顽强拼搏的艺术精神,就是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表现的人格精神。他们的身上表现了生活最善良的优秀品质,他们的人生和艺术追求里是最赤诚的生命之真。避难流亡的生活没有消磨画家的艺术热情。这样一种精神也是郭沫若在《银杏》里所讴歌的中华民族的脊梁精神,也是抗战中“一瓣心香敬国华”的郭沫若自己的写照。如果说20年代的文艺性散文细致地写出了“诗人”独特的感受和情愫,怡然自得的田园情怀和浓郁的悲伤情调体现了一种亲切和优美,那么,40年代的文艺性散文在亲切、优美、生动里更显出一种庄重和责任心,特别是始终扣合着历史的艰难而壮阔前进的自信。虽是小品文,却有一种鼓舞人的精神。作者的确在叙写个人的际遇经历、悲欢愁忭、爱憎喜忧,但也同时叙写着时代的痛苦和奋进、动荡和骤变,生活中的真善美透过作者的笔反射或折射出来。从这样一个较深人的层面上来讲,郭沫若后期的散文明显地比前期散文所反映的生活面深而且广。这是社会现实的大背景使然,而深层的则是作家的创作艺术水平、审美能力及思想境界的提高和进步,更是作家人生阅历的开阔和自我不断完善的表现。这种变化和表现是一些伟大作家所具有的优秀品质,是作家伟大人格在不同阶段的丰富性所致。
在舞台上铺陈历史风云,在现实的血雨腥风中战斗的郭沫若,其文艺性散文的笔触深人到现实生活的土壤和心灵的深处,用娴熟的、朴实而优美的文笔表现了作者生活的各个侧面,具有鲜明的艺术特点。如果说朱自清散文文词清丽、情致优美;冰心的散文秀丽亲切、思想纯洁,那么郭沫若的散文朴实而流畅、简洁而富有诗情画意。虽然没有鲁迅的深刻犀利,周作人的至味冲淡,但另具坚贞和质朴,有一种乐观向上的真诚和通达。郭沫若的文艺性散文是自我的发现,是真情实感的结晶,它们通过不拘一格的形式、自由的抒发和诗意的表达,作者把最真实的情感和心灵交给了读者。文章的散淡,文字的熟落,生活的情趣和审美的感受,是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从这样的探究可以看出,郭沫若40年代在沉静和思考中留下的文艺性散文,虽然数量不多,却表现了郭沫若在人生进取、社会斗争中较为平静沉思的一面。郭沫若以诚恳、炽热的心灵感受生活,以亲切质朴的笔墨记录抗战时期自己的活动,时代的烟云,人事的际遇,思想情感的明暗晴晦,都体现在一种最真挚最质朴的文字叙述中。“这是一种丰富的简洁,深刻的平淡,自信的谦虚,知道自己无需矫饰。”[⑦]“从另一种意义说,也只有质朴的东西才能打动人。”[⑧]郭沫若40年代的散文皆“坦坦白白地记事写人,发抒情怀”[⑨],很少哲理的说教和凭空的遐想。短章把瞬间感受的事物简洁地勾画出优美生动的意境和旨趣,长篇的则平易自然地记述日常生活的经历,在朴实的行文里透出诗意的活鲜和感人的蕴藉。
(三)40年代文艺性散文创作的
心理因素和思想基础
最后,想强调一下郭沫若文艺性散文创作的心理因素和思想基础。郭沫若具有屈原一样的爱国情怀,具有革命政治家的坚韧和学者的睿智及修养,更具有一颗平凡朴实的热爱土活、热爱大众和亲友的真诚的诗人之心。郭沫若坚贞不渝地追求革命和美好理想的精神永远照亮自己和他人的心灵。这一切体现在文艺性散文的创作上,更加具有乐观的审美心理、开阔洒脱的文字风格和淡远的艺术境界。郭沫若曾说:“言说便是行为的一种。我们照心理学上讲来,凡一切意志作用的表现便是行为,言说是意志表现的一种,所以它正是行为的一种,”[⑩]“再从个人方面来说,艺术能提高我们的精神,使我们内在的生活美化。”[11]从郭沫若这样的文学主张和行为观点看来,他的文艺性散文创作已能充分说明作为艺术家的郭沫若言说行为的独特个性。也就是说,他的文艺性散文就是他内在的美化的生活真实的反映。从这样的角度和目的出发,对郭沫若文艺性散文的研究,对进而把握郭沫若文学创作深层的审美特点和价值取向是非常重要的。集中在20年代和40年代的文艺性散文的创作,从我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是作者两个文学活动的高潮期,也是艺术思维的活跃期。前者是在以《女神》为代表的诗歌激情落潮时,后者是在郭沫若历史剧创作成熟的高潮期。[12]当时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时起时伏,郭沫若的文学活动、抗战工作受到了各种限制。但因作者具有“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战斗生活”(周恩来语),所以他仍然写出了许多文艺性散文,可以说这是艰苦紧张中的“闲逸心情”,[13]和20年代“田园牧歌”的心情也有相似相近的方面。不同的是前者以整个民族的前途和安危为背景的审美活动;后者是注重个人的情感自省,都包含了深沉的诗人情怀和理想的追求。前者是超越了“小我”,小处落墨,大处见义;后者是从自我出发,观照审美对象。看似同样的散文描写和人情事理的叙说,但明显地可以看出思想的认识和所表现的境界已大不一样。从文艺创作的心理上来说,40年代历史剧的创作激发了作者最活跃的艺术思维,所以描写记录生活常态的散文就有了很高的文学性,这充分体现了时代风云人物郭沫若平易质朴的人格风范和时代造就的敏锐的审美批判精神。
[16]在郭沫若的文学生涯中有许多卖文为生的记录,但他的《女神》、他的《瓶》、他的《屈原》、他的《小品六章》、他的文艺性散文都是一种自觉的、独立的、自由的创作,是时代和情感激起的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行为。他的文艺性散文更是最真挚的生命火花,是心灵内视的自然流露,是日常生活中富于情趣、思想、哲理的美的发现,表现了自然状态下大师的生活品质和审美情趣。正是这样的原因,郭沫若文艺性散文的两次创作高潮的出现是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时代影响和生活状况的。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考察分析郭沫若文艺性散文的意义所在。他的文艺性散文虽不是最优秀的,但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创作。长期以来没有人能深人地作详细的考察研究,要么是单篇的赏析,要么是浮泛的整体性的评价和综述。对40年代郭沫若文艺性散文及其它文学创作的成功,我们的研究应该更加深人和细致。在最新出版的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里谈到“郭沫若在《恢复》里放弃了最适合自己个性、气质、才能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而从根本上失去了自己的艺术个性。直到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在《屈原》等历史剧创作中,重新找到了自己,他的创作才出现了第二个高峰。”[14]这个议论是很精辟的。但我们不能这样简单地涵盖一切,这里面有从纯文学出发,剔除社会性影响的矫枉过正的偏面性,更有文学史要规范化评价的简单性。要知道一个作家的文学审美活动,不是理论指导创作,首先是生活—生活(社会、时代)推动着作家向前,作家在前行的生活中思考、创作。造成偏面性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认识到郭沫若的人格精神,在注重自我完善的同时,占主导的是他追求社会功利的价值观。当然不是说郭沫若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追求名利的人,而是说他更重视在社会实践的意义上体现文化、文学艺术及个人的价值和作用。不是一般作家只注重个体的创作,追求单纯的诗与文的文人心态。不是周作人追求的苦雨苦茶的书斋隐遁,不是林语堂追求的幽默的、绅士的咖啡牛奶的闲适,也不是沈从文一味乡下人的小心和顾影自恋。所以《女神》的内在激情外化的张扬,《恢复》的主题与表现手法的变化,是一种合乎作者和时代的自然的价值取向。当然作为文学家的郭沫若,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文艺观点和创作风格上粗糙、偏激的表现,但从郭沫若人生本真的人格完善的(他自己追求的)意义上来讲,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抗战时期历史剧的创作,不是简单地“回到革命浪漫主义道路上来”,而是个性发展和社会历炼的一个必然(不是绝对)结果。要真正定义什么的话,五四时期的郭沫若不妨说是自由的浪漫主义,抗战时期以历史剧为主的创作是现实的浪漫主义。前者是创作个性的自由张扬,不受任何意义的规范和影响,更突出的是主观的随意性;后者是有了一定的针对性,也就是注重现实效益的创作,更是在一定的历史真实和主观认识影响下的较严肃的自觉化的创作。“革命浪漫主义”的革命是郭沫若人生主体在社会层面上的精神品格。郭沫若是一个把文学的追求和人生进取都付诸于实践的人,他推崇孔子、歌德完满人格的养成,也同样把文学活动作为自我完善的一部分,或者说一种方法或途径。简单化的原因,一是文学史家追求一种有别于政治的独立话语(这种独立是一种艺术审美的要求,不是背反);另一方面是研究作家的多方面影响的不可规定性所致。早于马克思的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就曾专门指出,如果从作为职业或谋取物质利益的原则上写作,是不会写出有真正意义上的作品,只因为有非要表达的东西的自由写作,才会有真正的思想和发现[15]。亨利·曼在《精神与事业》里说:“在所有写过著作的人士中,卢梭取得的成就最为巨大,最为显著。”(卢梭为了写作不受影响以抄歌谱维持日常生活)
郭沫若的文艺性散文在他整个生命的历程中,特别是在他文学活动深层心理的折射上,是不应该忽视的。
郭沫若的文艺性散文从这样的意义来讲,是一种强大的内在生命力的审美外显,是追求完美人性的自由发展。所以不为作文而作文,是一种天然的东西,也更说明了郭沫若文艺性散文的可贵性,不是诗人花前月下的一味痴迷,也不是作家精心雕琢的刻意之作,而是一种生命奋进中偶尔的沉静和思考,回眸和凝视,或者说是郭沫若人生进取中个性情操的自然流露。正像郭沫若赞美歌德是一个人格最完满的人一样,生命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实现自我的过程,生命只有在真正的社会实践和艺术审美中才能养成崇高的人格,才能具有丰富多姿的表现。从这样的高度去理解郭沫若,我们才能把现实的郭沫若和文学的郭沫若重合在一起,才能理解复杂多变、表现丰富的诗人的郭沫若、革命的郭沫若、生活的郭沫若、伟大的郭沫若。研究郭沫若的文学创作,我们要重视郭沫若的文艺性散文创作,特别是以1924年和1942年为代表的两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创作,以及它们不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才能真正体会到阿英30年代论断的深刻性,进而才能在郭沫若全部文学创作的整体价值和生命完善的发展轨迹上定位郭沫若文艺性散文创作的审美情感、历史意义和艺术成就。
刊《郭沫若学刊》200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稿日期:2001一01一08
作者简介:李生滨(1966一),男,宁夏银川人,宁夏大学中文系讲师。
[①]郭沫若在重庆〔M〕.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301。
[②]郭沫若作品经典集第Ⅳ〔M〕.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320。
[③]阿英文集[M〕.三联书店,1981.138。
[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A」.郭绍虞、罗根泽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之一[M」。
[④] 《少年维特的烦恼·序引〔A〕。《郭沫若全集》第15卷〔M〕。310。
[⑥] 老舍:《我所认识的郭沫若先生》〔A〕。《郭沫若研究资料》(上)〔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457。
[⑦]周国平文集第1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53、49。
[⑧]周国平文集第1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53、49。
[⑨]冯望岳.郭沫若的文学世界[Mj.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289。
[⑩]郭沫若.艺术家与革命家〔A〕.192文艺之社会使命〔A〕.203.郭沫若全集第15卷[M〕。
[11]郭沫若.艺术家与革命家〔A〕.192.文艺之社会使命〔A〕.203.郭沫若全集第15卷[M〕。
[12]从1941年至1943年,郭沫若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里,先后写下了《案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六部历史剧,在抗战爱国宜传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3]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1940年9月蒋介石改组国民党政治三厅,成立文工会,1941年1月8日发动“皖南事变”,郭沫若和文工会人员随时都有遭逮捕或杀害的危险,郭沫若几年间足不出青木关一步,从抗日救亡不得不转为切切实实的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活动。
[14]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11.
[15]马克思也有相同的意见。马克思“如果作为职业或谋取物质利益原则”,是不会在大英图书馆撰写他的伟大著作。
[16]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