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三十年郭沫若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2008、11
2008年11月15日至16日,在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举行了以“新时期三十年郭沫若研究的回顾和反思”以及“郭沫若与民族精神家园”为主议题的学术研讨会。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有国内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文化单位的60余位专家学者。会议共收到论文或提纲39篇。
一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我国新时期发展的历史步伐而开展的郭沫若研究,实际上是其逐渐形成为一个学科领域的过程,所以,回顾与反思三十年来郭沫若研究的发展进程及其现状成为这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
谢保成在题为《郭沫若史学研究三十年》的发言中,由史学界同仁发表的回忆纪念文章,讲到1982年郭沫若史学研究会的成立;由延续30年代关于古史分期的争论,谈到对郭沫若史学方法、史学思想深入探究,比较详尽地梳理了三十年来郭沫若史学研究的发展概况。相比之下,目前的郭沫若史学研究则略显沉寂。
魏建、蔡震两位学者的发言,都对于文献史料发掘、整理的工作进行了回顾与反思。魏建以泰戈尔对郭沫若的影响为例,认为现有史料依旧有诸多含混不清、相互矛盾之处;对原始史料仍需认真考证,系统的整理;对于前人忽略的和未知的文献(佚文、佚诗等)尚待发掘。蔡震考察分析了三十年来郭沫若研究文献史料发掘、整理工作的进程,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1990年代初期以前,学界对于文献史料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系统的、有组织的发掘、收集、整理、出版等工作,基本上奠定了迄今为止郭沫若研究所依旧凭借的学术资料平台。而在1990年代初期之后,文献、史料工作逐渐沉寂下来,呈一种散兵游勇的状态,也少有成果问世。形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重理论,轻考证”;重文本到文本的解读,轻忽视对史料和历史背景的考察。目前在郭沫若文献史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其生平活动许多方面的原初史料还有很多缺失,空白,二是在现有史料中存在不少疏误而未引起注意。总之,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制约郭沫若研究深入开展的“短板效应”。
税海模对世纪之交出版的三本书(《反思郭沫若》、《公正评价郭沫若》、《我看郭沫若》)做了分析,认为他们是以几种不同话语方式(自由主义话语、意识形态话语、民间话语),对郭沫若做了不同认定。这几种话语方式间表现出来的冲突,既有深层的历史文化原因,也有附着于市场经济的哗众取宠的炒作。学界应该把这“世纪之交杂音”的话语挑战转化为话语机遇,在冲突中实现话语融合,才能从整体上推进郭沫若研究。李晓虹介绍了近年来韩国郭沫若研究的发展概况。通过对论文数据的分析,指出韩国郭沫若研究集中于对其建国前学术活动的研究,而较少建国后的内容,这同样存在于国内的研究之中。这种现象的形成在于研究者更乐于去解读与“学者郭沫若”相关的文本,但在郭沫若的后半生中其“社会生命”远远大于“学者生命”。因此单纯的文本研究,就无法得到对其个人完整的认识。
这些从不同角度对郭沫若研究三十年历程的回顾和反思,展示了郭沫若研究的现状,同时也在实际上思考着这一学术领域今后的发展。
二
“郭沫若与民族精神家园”是研讨会另一个主要议题。章玉钧、谭继和两位学者以祖国、民族、文化作为“精神家园”的三重内涵,他们认为,郭沫若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正是对民族精神家园的回归。郭沫若的学术活动创造的运用了现代的科学理念与方法,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充满西方元素,但他从民族精神上、在革命的实践中尝试着解读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认同,尝试着重建民族精神家园。郭沫若对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这种回归在世界日趋全球化的今天有着更重要的意义,是我们坚持独立立场的保证。张武军通过对《们》、《诗歌国防》、《人类进化的驿程》这三首郭沫若作于抗战时期的诗歌的解读,说明了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他的作品如何由阶级话语向民族话语的转变,从而揭示出郭沫若是如何通过对民族永恒的想象,构筑出一个永久的民族精神家园的。秦川的发言首先提出了“信仰危机之下,精神家园何在”的追问。他认为当今社会中马克思主义渐渐模糊,信仰危机严重,对历史人物事件会出现多重解读。但中国过去的一个世纪的主题就是革命,所以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不会偏离这一主题,郭沫若就是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守望者而存在的,我们这一代人必须坚守这一精神家园。
三
在两个主要议题外,与会者还探讨了郭沫若研究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其中不乏新观点、新视角和各学科间对话与交互的深入。
张中良认为,就研究者的学术使命来说,作为经典作家的郭沫若是不能绕开的,但存在的难题是如何看待郭沫若。他通过分析闻一多对《女神》的批评,阐释了郭沫若怎样在误解与被误解,如何成为偶像又成为打倒偶像者的目标。李怡由重读郭沫若的《创造十年》所获得的启示,谈到如何认识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运动之间的区别,指出以创造社的诞生为标志,“文学革命”实际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学者式的稳重与理性为文学的激情所代替,整个新文学面貌为之一变。魏红珊以身份认同的理论解析郭沫若的小说创作,认为作为一个留学异乡的学子,郭沫若的小说是一种对自我或族群身份的确认与书写。通过对隐藏于文本中的郭沫若身份焦虑的解读,可以看到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在郭沫若重新建构个人身份中的作用。肖伟胜则把郭沫若早期的小说创作,称之为生命救赎形式的自叙传小说。
这次学术研讨会集文学、史学、古文字学几个学科的学者于一堂,这是近若干年来少有的。几位历史学和古文字学者的发言各有独到之见。
在学术思想史的视野下思考郭沫若的先秦诸子研究,是彭邦本、赵国华、张越等学者共同的话题。赵国华以社会性、科学性、批判性三个方面,概括了郭沫若先秦诸子研究的学术特点。彭邦本从《十批判书》分析郭沫若对先秦儒学与秦汉儒学的不同看法后指出,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坚持着社会史与学术思想史的互动,并以实证为基础的学术风格。虽然郭沫若一生扮演着诸多社会角色但学者角色却是一以贯之的,作为20世纪最后一批国学大师之一,对他的研究深入其文本是必不可少的。张越则对于《十批判书》在史学界所引发的争议进行了回顾、思考。冯时通过对郭沫若《金文所无考》的分析,阐释了其如何经由研究制度史的方式把握古史脉络,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古史。他认为,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是对传统史学的突破,发展了史料科学。
郭沫若的文学活动与创造社密切相关,从创造社的角度切入郭沫若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考察点。咸立强以一个个案的探讨,考察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论争的缘起,用充分的史料分析说明两个文学团体的论战始于翻译问题,对立的当事人是郭沫若、茅盾和郑振铎。张勇的思考聚焦于前期创造社期刊与郭沫若文学创作关系,从新闻传媒学的视角阐释了郭沫若诗歌、文艺理论、翻译作品是如何借助创造社刊物这个平台日益成熟的。
此外,陈俐提出应从“病人与医生”的角度思考郭沫若的文学创作,朱寿桐以“空域”的概念来解读郭沫若的作品,彭林祥对于郭沫若序跋进行的专题研究,张志春把考察的视角引向郭沫若与服饰文化领域等发言和见解,都成为大家感兴趣的话题。
总之,这是一次具有学术活力的研讨会,专家学者们所热烈讨论的许多问题,将会继续为郭沫若研究所关注。
(梁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