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周报》与郭沫若文坛地位的确立
“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坛地位的确立,是多种力量的“合力”所致。前人夸大了《女神》的作用。其实,在这“合力”中,《创造》季刊、尤其是《创造周报》起的作用更大。”
“1921年以后现代中国才出现了整整一代以做新文学为首要目的人士,而中国新文学的“社团文学时代”也由此开启。纵观新文学社团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利用刊物适时地推出领袖性人物是一个社团流派不可获缺的运作策略,而郭沫若就是前期创造社利用《创造》季刊、《创造周报》所塑造的社团核心。”
“郭沫若是一个追求多方位自我实现的‘球形天才’。他的巨大影响,主要不是他在某一领域达到了怎样的深度,而来自于他作为文化巨人的综合能量。单就文学来说,他几乎无所不能,他既是中国新诗的真正奠基人,又是现代中国历史剧创作的拓荒者和成功者。他的诗论和剧论,领一代风骚,奠定了新文学浪漫主义理论的基础。他的文学翻译不仅作品丰富,且独创‘神韵译’一派。他的文学批评,既以‘深刻的片面’纠正文坛之偏,又总以前卫的观念引导文坛新潮。以上的诸种才情离不开表现的舞台。
正是依凭于《创造周报》的创作舞台,郭沫若的理想与壮志、天赋与才华得以充分的展现,他凭借着自己的勇气与胆魄,旗帜鲜明的活跃于中国现代文坛上,他对新文学现状的忧思之深刻和批判之激烈,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重建的勇气和实绩,都奠定了其在现代文坛上的卓越地位。”
“从20年代初期现代文学社团共时性角度来讲较之其它社团《创造周报》更好地培育了一批自己比较固定的读者群。有了自己固定的读者群,像郭沫若这样多方面的艺术才情就有了被时人认可的可能,郭沫若才彻底走出了以往‘食客’式乞讨生活而获得‘名人’的资格,使之成为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可以与鲁迅比肩的文学巨匠。”
(魏建 张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