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第二阶段”的独立意义
“在相对比较单一的‘五四’文坛上,创造社作家群体是以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与精神状态拓宽了文学表现的空间。”
“1930年1月,创造社领袖郭沫若重新梳理了他心目中的‘文学革命历程’”。“他并不把20年代初才整体出现的创造社文学活动当作是三、四年前《新青年》同人的‘五四文学革命’的结果,而是重点强调这都属于中国新文学‘发生’的同一个时期——文学革命爆发期,只不过,《新青年》同人属于第一个阶段,而他们属于第二个阶段。”
“郭沫若竭力强调的是他们与‘那时代的一批启蒙家’毫无关系。也就是说,创造社青年根本不是由这些新文学先驱所‘启蒙’的(郭沫若在这里特意使用了‘启蒙家’一词,真是意味深长),创造社文学的根本来源与《新青年》时代的文学无干,他们是独立生长的另一脉络,另一系统。”
“从文学的追求上,创造社已经与稍前之人有了根本区别,一个‘重在向旧文学的进攻’,一个‘重在向新文学的建设’。就是说,中国新文学发生的更有影响的标志性产品其实在创造社这里。”
创造社与鲁迅、文学研究会等的论争,不论包含了多少的意气成分,“我们都应该看到,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究竟不是《新青年》式的理性启蒙的结果,其中也存在着如郭沫若、创造社作家的对于‘文学’的近于痴迷的追求,尽管这里的‘文学’并非‘纯粹’,其中更包含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的苦闷和情绪的宣泄,但五四新文学的格局也正因为如此而走向了丰富和复杂:胡适等学者式的稳重与鲁迅等失望于现实的理性形成的一度形成了五四新文学的相对沉闷的创作局面,由这些中年之辈为主导所形成的创作队伍影响了文学的生动,这里缺少文学的激情和未谙世事的痴迷,甚至也缺少更多文学的才华。这一局面的改变有赖于‘异军突起’的创造社青年的加入,文学革命不仅仅以《新青年》同人的第一阶段而终结,它的成型得力创造社作家汇入之后的第二阶段。从此以后,我们的新文学才有了更多的内部多姿多彩,有了对某一西方文学艺术的痴迷的引入,也有了差异中产生的互动。当然,因为有一路挣扎而来的创造社的汇入,中国新文学也逐渐被灌注了一种躁动不安情绪,一种急切的求新逐异的心理,在后来,即使创造社连同它的新生力量——同样自日本回归的后期创造社作为一个团体都不复存在的时候,这样的心理有和情绪依然会在我们新文学的发展中被清晰地发现,因为,它们似乎已经构成了新文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