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家园的建构——郭沫若1936年以来的诗文分析
民族是我们永恒的家园,我们生与死意义的寄托。在抗战期间,郭沫若多次谈到死亡与不朽的话题。“我们起来抗战,也就是甘心忍受莫大的牺牲,甘心忍受莫大的损害而来争取我们民族的解放,保卫我们祖国的独立的。试问:我们目前所受的损害可以和亡国相比吗?我们目前所受的牺牲可以和灭种相比吗?假使我们的国亡了,种灭了,我们的身家性命还有什么存在?我们目前是要以一人的死争回一族的生,是要以一家的亡争回一国的存。”在阵亡的王铭章师长悼念大会上,郭沫若作了《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化进无限的民族生命里去》的报告,郭沫若一边大谈“任何人都免不了有一个死”,“早迟会有你生命结束的时期到来”,“死是人人所必有的东西”,死是“人人所有的财产”。但是如何在必然的死亡之后继续延续生命的意义,如何死而不朽,死后永生呢?就要像战死的王铭章一样,为永恒的民族而死。“王铭章师长,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生的成功者了。他是死了一个很光荣的死。但他果真是死了吗?不,他并没有死。他是把自己的声明切实地融化进了民族的生命里面。在民族存续的一天,王铭章师长是永远生存着的。我们现在追悼他,宁应该庆贺他,庆贺他的成功,庆贺他的不朽。”并在演讲的最后极为煽情地倡议,“让我们大家把自己的有限的生命,融化进民族无限的生命里去”。在“文协”成立大会上,郭沫若呼吁“我们要牺牲一己自由求民族之自由,牺牲一己生命求民族之生命,不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要鞠躬尽瘁至死不已!”
过去我们常常谈论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或者其坚定的政治思想,然而,通过对郭沫若1936年以来的诗歌及其讲话的分析,我们发现,一个“主神”压倒一切,那分明就是民族主义的信仰。郭沫若通过对于民族永恒的书写,为他自己建造了一个永久的精神家园,这是一套远甚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更宏大的文化体系和信仰体系。毫不夸张地说,郭沫若是左翼文学界乃至当时整个文学界对民族文化体系和民族精神家园建构最用力的一个,自然把郭沫若视为左翼文学界乃至全国文学界的民族旗帜一点也不过分。
(张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