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夷原不滞胸中，

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

月明飞锡下天风。”

四百一十七年前，王阳明三十六岁的时候，触犯了刘瑾八虎的狐威，被谪贬为龙场驿驿丞。南下至钱塘，刘瑾命腹心二人尾随，原拟在途中加以暗害。聪明的王阳明想出了一条妙计，他把一双鞋子脱在岸头，把斗笠浮在水上，另外还做了一首绝命诗，假装着他是跳在钱塘江里死了。尾随他的两位小人物竟信以为真，便是王阳明的家族也信以为真，在钱塘江中淘索他的尸首，在江边哭吊了他一场。王阳明投身到一只商船上向舟山出发，船在海上遇着大风，竟被飘流到福建的海岸。上面的一首诗便是咏的这回航海的事情。读者哟，我们请细细悬想吧。在明静的月夜中，在险恶的风涛上，一只孤舟和汹涌着的死神游戏，而舟上的人对于目前的险状却视如浮云之过太空，这是何等宁静的精神，何等沉毅的大勇呢！孔子在陈绝粮、倚树而歌的精神会连想到，耶稣在海船上遇飓风，呼风浪静止的勇气也会连想到吧。这首诗我觉得是王阳明一生的写照，他五十七年间在理想的光中与险恶的环境搏斗着的生涯，他努力净化自己的精神，扩大自己的精神，努力征服“心中贼”以体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气魄，是具足地表现在这首诗里面了。他的精神我觉得真是如象太空一样博大，他的生涯真好象在夜静月明中乘风破浪。

我真正和王阳明接触是八年前的事情了。民国三年正月我初到日本，六月便考上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因为过于躐等躁进的缘故，在一高豫科一年毕业之后，我竟得了剧度的神经衰弱症。心悸亢进缓步徐行时，胸部也震荡作痛!几乎不能容忍。睡眠不安，一夜只能睡三四小时，睡中犹终始为恶梦所苦。记忆力几乎全盘消失了。读书时读到第二页已忘却了前页，甚至读到第二行已忘却了前行。头脑昏聩得不堪，沉重得不堪，炽灼得如象火炉一样。我因此悲观到了尽头，屡屡想自杀。民国四年的九月中旬，我在日本东京的旧书店里偶然买了一部《王文成公全集》，不久萌起了静坐的念头，于是又在坊间买了一本《冈田式静坐法》来开始静坐。我每天清晨起来静坐三十分，每晚临睡时也静坐三十分，每日读《王文成公全集》十页。如此以为常。不及两礼拜功夫，我的睡眠时间渐渐延长了，梦也减少了，心悸也渐渐平复，竟能骑马竞漕了。———这是在我身体上显著的功效。而在我的精神上更使我彻悟了一个奇异的世界。从前在我眼前的世界只是死的平面画，到这时候才活了起来，才成了立体，我能看得它如象水晶石一样彻底玲珑。我素来喜欢读《庄子》，但我只是玩赏他的文辞，我闲却了他的意义，我也不能了解他的意义。到这时候，我看透他了。我知道“道”是甚么，“化”是甚么了。我从此更被导引到老子，导引到孔门哲学，导引到印度哲学，导引到近世初期欧洲大陆唯心派诸哲学家，尤其是斯皮诺若（spinoza）。 我就这样发现了一个八面玲珑的形而上的庄严世界。荏苒之间也就经过八年了，《王文成公全集》我在六年前已经转赠了别人，静坐的工夫近来虽没有一定的时间实行，但是王阳明的影响却是深深烙印在我的脑里，冈田氏在脐下运气的工夫我是时时刻刻提醒着的，我的身体在同侪之中还算结实，我的精神在贫困之中也还见静定，这和学习过静坐恐怕是有一些关系。

我和王阳明是在这样的动机、这样的状态之下接触的。我对于他的探讨与哲学史家的状态不同，我是以彻底的同情去求身心的受用。普通的哲学史家是以客观的分析去求智欲的满足的。所以对于王阳明的生涯和学问，我没有精细地分析过，我没有甚么有系统的智识。现在寄居在海外，手中书籍没有带在身边，我也无从再来作一种客观的探讨。我现在仅就我数年间浸润之渐所得的王阳明的印象来加以叙述。

王阳明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西历一四七二年距今四百五十三年前）九月三十日，死于明嘉靖七年戊子（西历一五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一生五十六年中，就我记忆所及的，似乎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 浮夸时代（三十以前） ———任侠⋯⋯骑射⋯⋯词章———

第二期 苦闷时代（三十至三十九） 外的生活———病苦⋯⋯流谪! 内的生活———神仙⋯⋯佛氏⋯⋯圣贤之学

第三期 匡济时代（四十至五十七） ———文政⋯⋯武功⋯⋯学业———他的一生之中我们可以看出有两个特色，便是：

（一）不断地使自我扩充，

（二）不断地和环境搏斗。

他三十以前，所谓溺于任侠、溺于骑射、溺于词章的时代，在他的生涯中也决不是全无意义的。他的任侠气概是他淑世精神的根株，他的骑射、词章是他武功、学业的工具。这单从功利上说来，他三十年间的追求已不是全无意义。更从他的精神上说来，一种不可遏抑的自我扩充的努力明明是在他青春的血液中燃烧着的。他努力想成为伟人，他便向一切技能上去追求。人所一能的他想百能，人所十能的他想千能，人所百能的他想万能了。这种精神本是青年好胜的常情，然而也是伟大人物的发轫。常人的常情，为好胜的心事所迫以事追求，在他所追求的目的尚未明了时只是漠然的一种伟大欲望。俗世的名利有时被误认为“伟大”的实体而为其追求的对象。王阳明幼时有段逸事，问世上人以何者为第一？其业师答以“进士第一”。王阳明说“不然，以圣贤为第一”。我们就这段逸事看来，业师的答案不待说是腐俗之见，而王阳明的答案也未能免俗。他以圣贤为第一，他是慕的圣贤之名，他所尊重的不是“圣贤”，而只是“第一”。所以他一方面虽是景慕圣贤，而于别方面却不能忘情于举业。及到他中了进士，入了宦途，对于俗世的功名，他也才渐渐不能满足了。人生究竟有甚么意义呢？一个伟大的烦闷，一个伟大的哑谜，前来苦恼着他了。王阳明中进士时是二十八岁。三十岁时往江北审囚，到这时候他的肺病增剧了。三十一岁时遂不得不告病归养。他从此访道，求神仙，信佛，在四明山阳明洞中静坐。他在这时候时常萌起厌世的念头。黑暗的死影时常来扰惑他，而他对于生之执着，使他不得不追求超脱苦闷之途。他求佛，求神仙，正是他对于生之执着的表现。人生的意义究竟是甚么？只是无常吗？只是苦劫吗？名利关头打破后的王阳明走到生死关头来了。他的自我甚强，他的对于生的爱执决不容许他放弃了自己的要求，他的生活的途程便进而努力地和病魔搏斗，和死神搏斗。他的求佛、求仙的动机是出于积极的搏斗精神。然而，他在道家之中求不出满足，他在佛家之中也求不出满足。道家的宇宙观本是活泼的动流，体相随时转变，而道家的人生哲学却导引到利己主义去了。我在《函谷关》一篇小说中借老聃的口来批评过他自己：“我在这部书里（《道德经》）虽然恍恍惚惚地说了许多道道德德的话，但是我终竟是一个利己的小人。我说过，晓得善的好处便是不善了，但我偏只晓得权较善的好处。我晓得曲所以求全，枉所以示直，所以我故作蒙瞽以示彰明。我晓得重是轻根，静是躁君，所以我故意矜持，终日行而不离辎重。⋯ ”

老子的学说在他根本上实在是有这样的矛盾的。他说的道与德是不能两立的。他说的道是全无打算的活动的本体，而他说的德却是全是打算的死灭的石棺S他的末流会流为申韩的刻薄，这是势所必至。至于佛氏无论它是大乘、小乘，他的出发点便是否定现实，他的伦理的究竟只是清净寂灭。它是极端侮蔑肉体的宗教，决不是正常的人所能如实归依的了。佛氏出而不入，老氏入而不仁。孔氏所以异于二氏的是出而能入，入而大仁。孔氏认出天地万物之一体，而本此一体之观念，努力于自我扩充，由近而远，由下而上。横则齐家、治国、平天下，纵则赞化育、参天地、配天。四通八达，圆之又圆。这是儒家伦理的极致，要这样才能内外不悖而出入自由，要这样人才真能安心立命，人才能创造出人生之意义，人才不虚此一行而与大道同寿。王阳明诗有云：

“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

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

这正是彻底觉悟了后的惊人语。王阳明的根器深厚，他的不断的追求，血淋的苦斗，终竟把他引上了这坦坦的道路。

儒家的现实主义精神被埋没于后人的章句，而拘迂小儒复凝滞于小节小目而遗其大体。自汉武以后，名虽尊儒，然以帝王之利便为本位以解释儒书，以官家解释为楷模而禁人自由思索。后人所研读的儒家经典不是经典本身，只是经典的疏注。后人眼目中的儒家，眼目中的孔子，也只是不识太阳的盲人意识中的铜盘了。儒家的精神，孔子的精神，透过后代注疏凸凹镜后是已经歪变了的。要把这反射率不一致的凸凹镜撤去，另用一面平明的镜面来照它，然后才能见得他的正体。但是这样的行为是被官家禁制了的。积习既久，狃于常见的人竟以歪变了的虚象为如实的真容，而不更去考察生出此虚象的镜面的性质了。于是崇信儒家、崇信孔子的人只是崇信的一个歪斜了的影象。反对儒家、反对孔子的人也只是反对的这个歪斜了的影象。天都是暗云，对于暗云的赞美和诅咒，于天空有何交涉呢？天空的真相要待能够拨开云雾的好手才能显现，王阳明便是这样的一位好手了。王阳明所解释的儒家精神，乃至所体验的儒家精神，实即是孔门哲学的真义。我在此且把阳明思想的梗概撮录如下列的表式吧。

一、万物一体的宇宙观：

公式———“心即理”。

二、知行合一的伦理论：

公式———“去人欲存天理”；

工夫（1）“静坐”，

（2）“事上磨炼”。

这样虽是简单的表式，但我觉得是阳明思想的全部，也便是儒家精神的全部。此处所说的“理”是宇宙的第一因原，是天，是道，是本体，是普遍永恒而且是变化无定的存在，所谓“ 亦静亦动”的存在。自其普遍永恒的静态而言谓之“ 诚”，《中庸》所谓“ 诚者天之道。⋯⋯ 诚者物之终始”。自其变化无定的动态而言谓之“易”，《易传》所谓“生生之谓易”，“神无方而易无体”。名目尽管有多少不同，本体只是一个。这个存在混然自存，动而为万物，万物是它的表相。它是存在于万物之中，万物的流徙便是它的动态。就如水动为波，波是水之表相，水是显现在波中，波之流徙便是水之动态一样。所以理不在心外，心即是理。这是王阳明的万物一体的宇宙观，也是儒家哲理的万物一体的宇宙观。

天理的运行本是无善无恶，纯任自然，然其运行于自然之中有一定的秩序，有一定的历程，它不仅周而复始，在作无际的循环，而他的循环曲线是在逐渐地前进。它在不经意之中，无所希图地化育万物。万物随天理之流行是逐渐在向着完成的路上进化。《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个“善”是超乎相对的绝对的善。无目的、无打算地随性之自然努力向完成的路上进行，这便是天行，这便是至善。“仁者见之谓之仁”，这便是“ 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这便是“良知”。王阳明有有名的四句教义：

“无善无恶性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致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此处前两句的善恶是相对的善恶，这相对的善恶之发生是由于私欲（即占有冲动）的发生，执着于现相世界之物质欲占以为已有。于是以私欲之满足程度为标准，能够满足私欲的便是善，不能便是恶。这是相对的善恶之所由发生。但这相对的善恶观念阻碍物化之进行，使进行之流在中途停顿，这与绝对的善（无目的无打算随性之自然努力向完成的进行）对待时便成为绝对的恶。四句教义中后二句的善恶便是这绝对的善恶。知道这绝对的恶是人欲，知道这绝对的善是天理，便努力“去人欲而存天理”，努力于体验“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努力于“致良知”，这便是阳明学说的知行合一的理论了。入手工夫，一方面静坐以明知，一方面在事上磨炼以求仁，不偏枯，不独善，努力于自我的完成与发展，而同时使别人的自我也一样地得遂其完成与发展。———孔门的教义是如此，这是王阳明所见到的。

王阳明不仅见到了，而且也做到了。在他三十三岁的时候，他又扶病出山。他和病魔搏斗，和自己的“心中贼”搏斗，更不得不和丑恶的环境搏斗了。刘瑾阉宦之群舞弄朝政，戴铣、薄彦徽之徒直谏下狱，正义已扫地无存，而他独以铁肩担负，抗议入狱，责受廷杖四十几至于死。这是怎么的坚毅呢？这是他三十五岁时事。翌年赴贵州龙场谪所时，在途更几为奸人所乘，幸而脱险，又罹风涛之难，我在劈头处已经揭示出了。我们请看他的精神又是怎样的宁静，他的行为又是怎样的沉勇呢？他在龙场谪居了三年，饱尝了九死一生的经验，一直到他三十九岁才从谪所召回。他的苦闷时期于是告一终结，以后便是他的自由施展的时期。他的文政，他的武功，他的师道，有他的传记和文录具存，我在前面说过，我不是以史学家的态度去研究他的，我在此不愿多钞陈迹了。总之，他的一生是奋斗到底的。难治的肺痨缠绕他，险佞的奸人阻害他，使他的发展虽未能达到尽头，而当其时受他感化、受他教惠的人已经不少了。他终以肺病咯血，死于岭南。死的时候，他的弟子周积在侧。他对周积说他将要去了。周积问他有甚么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啊，这是伟人临终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再回头读他《泛海》的一诗吧，我们请看他的精神是不是如象太空一样博大，他的生涯是不是如象夜静月明中的一只孤舟在和险恶的风涛搏斗呢？但是他是达到光明的彼岸了！我们快把窗子推开，看看那从彼岸射来的光明！我们的航海不幸是在星月掩蔽了的暗夜之中，狂暴的风浪把我们微微的灯火吹灭了，险恶的涛声在我们周围狞笑。伟大的灯台已经在我们的眼前了，我们快把窗子推开，吸收他从彼岸射来的光明！我们请把那《泛海》一诗，当成凯旋歌一样，同声高唱吧！

“险夷原不滞胸中，

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

月明飞锡下天风。”

附论一、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

东西文化之争在现在是很激烈的。欧战过后，西人于精神上受莫大的打击，他们的视线便景仰到东方。“ 西方的物质文明破产了，东方的精神文明是救世的福音。”———这种呼声从西方人叫了出来，东方人也得吐气扬眉而同声相应了。但是这种声音是很盲目，很笼统的。西方的物质文明？这是指的甚么呢？这假如是指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这是当然破产了，或者是在不久的时期内是定要破产的。假如是指的科学文明，那岂会破产，要它才真正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工具。利用厚生之道非仰之于科学不可，启发智能之途也非仰之于科学不可。科学不仅不会在西方破产，我们还要望它来救济东方呢。东方的精神文明？这又指的是甚么呢？这假如是指的否定现实的印度思想，假如要借这种思想来救济人类，这诚是出于大慈大悲，但见效太迟，倒不如多多制些绿气炮来把人类打死，使全人类同归于涅槃。是这样时，我们可以不必赞美印度的圣徒，我们尽可赞美德意志的军阀了。在西方人看来，希伯来文明（耶教）也是东方思想，但希伯来文明不曾救济了西方，希伯来文明在它根本上也是反对进化、侮蔑肉体的，纯粹的希伯来也永不会救济人类。那吗东方的精神文明是指的我们中国的古代思想了。但是我们中国古代思想，是有道家与儒家两大派别的。两派的思想虽同是肯定现实，而道家的实践伦理是自利自私，假使实行于世时，其极致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可以达到同一的结果。剩下的就只有儒家了。儒家的思想本是出入无碍，内外如一，对于精神方面力求全面的发展，对于物质方面亦力求富庶。精神是离不开物质的，精神的教养在富庶之后，这个为政的秩序，孔子自己是已经说过的了。那吗，在我们东方人看来，在我们物质的生产力尚未丰富的时代，我们正不得不仰救于西方的科学文明呢！不过我们所应当提防的，是要善于利用科学文明而不受资本主义的毒害。在这儿我在王阳明学说中与近世欧西的社会主义寻出了一致点。王阳明主张“去人欲而存天理”，这从社会方面说来，便是废去私有制度而一秉大公了。在这儿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才可以握手，在这儿西方文化才能生出眼睛，东方文化也才能魂归正宅。所以在我自己是肯定孔子，肯定王阳明，而同时更是信仰社会主义的。我觉得便是马克思与列宁的人格之高洁不输于孔子与王阳明，俄罗斯革命后的施政是孔子所说的“王道”。

附论二、新旧与文白之争

由前论所述，东西文化可以开出一条通路，而在我国目前的新旧思想之争也可以折冲樽俎了。我的想法是：在个人的修养上可以体验儒家精神努力于自我的扩充以求全面发展，而在社会的兴革上则当依社会主义的指导努力吸受科学文明的恩惠，使物质的生产力增加，使物质的分配平等，使各个人的精神都得以遂其全面发展。一切都向着这个目标走去时，一切新旧的争端都可以止息了。就譬如文学上小小的文白之争，一部分人极端重视文言，其结果是凡一切新的白话的都要摒绝（譬如章秋桐在白话文的作者中他只晓得一个胡适），而另一部分人又极端重视白话，其结果是凡一切旧的文言都一概不看（近代的青年很有这样的倾向，有一派一知半解的批评家更从而怂恿）。这都是见理不全、各执一偏的现象。文白只是工具，工具求其利便而已。白话文利而便，这是时会之所趋，就是孔子再生恐怕也要用白话文的。“孔子圣之时者也”，他的语录文言不见摹仿《尧典》《舜典》，他的《琴操》诸作不见涂改《清庙》《生民》，居于二十世纪的今日何苦定要学那以艰深文浅陋的扬雄呢？文字的精神不在于其所借以表示的工具，宋儒语录，王阳明的《传习录》之类都是白话。我们不会说它内容的深度因白话的外形而变为浅屑。我们读书求学的目的，要在得意而忘言，得鱼而忘荃。于同一的意义内，凡是文言的作品都一概视为陈腐观念，也是坐地自划。我们只求其精神，那管它文不文、白不白呢？唯时势日新，青年所当习修的学业愈众。佶屈聱牙的古书在青年实在不易理解，只徒糜费时日。为使青年有读古书的机会，把旧书加以新式标点，或把旧书演绎成今言，我绝端赞成。我以为这样的事，正可以嘉惠士林不少呢。

附论三、王阳明的教育说

王阳明对于教育方面也有他独到的主张，而他的主张与近代进步的教育学说每多一致。文集中有一篇《训蒙大意》的文字，最是q发了儿童教育的精神。可惜我现在手中无书，我不能一一摅论，我在此只写出这一点暗示来，请留心教育的人留意。他的教育是主张启迪，而不主张灌输。他同时注重体育。这是他的特色。

附论四、静坐

静坐这项工夫在宋、明诸儒是很注重的。论者多以为是从禅来，但我觉得当溯源于颜回。《庄子》上有颜回“坐忘”之说，这怕是我国静坐的起源。《庄子》上有许多颜回的学说，可惜被后人一概视以为寓言而忽视了。庄子我觉得是颜回的弟子，孔门的微言大义有一部分是从《庄子》传下来的。这个事实我留待别的机会再论。静坐于修养上是真有功效，我很赞成朋友们静坐。我们以静坐为手段，不以静坐为目的，是与进取主义不相违背的。静坐本有种种的方法，我现在就我自己的经验来撮述几条如下，以备有心静坐的人采取。

一、呼吸：吸长而缓，呼短而促，宜行于不经意之间。

二、身体部位：端坐。

头部：直对前面，眼微闭，唇微闭，牙关不相接，不可紧咬。

胸部：后背微圆，前胸不必开张，心窍部宜凹下，两手叉置在大腿上。

腹部：上腹凹下，臀部向后突出到可能的地步。脚位两膝不并，可离开八九寸光景。

三、精神：全不可用力，力点宜注集在脐下，脑中宜无念无想，但想念不能消灭时亦不勉强抑制。

四、时间：以午后一二时为宜，至少须坐三十分钟。地点不论，在事务室中也可，在电车中也可，随处都可以实行。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脱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