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纪念馆大门右侧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上，“郭沫若故居”五个字沉稳有力，题写者是郭沫若相交半个多世纪的老友——李一氓。在郭沫若纪念馆的馆藏中，还珍藏着一幅对联——“国有干城扶赤帜，民之喉舌发黄钟”，其联语是郭沫若与李一氓时隔数年再度重逢时即兴所作。一题一赠，见证了二者五十余年的深厚情谊。

嵌于郭沫若纪念馆东门墙壁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李一氓题。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上海四川籍学生和文化界人士为声援反帝爱国运动，组织成立“上海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同为四川老乡且是成都石室中学校友的郭沫若与李一氓就此相识。

　　1926年3月，李一氓结束在东吴大学的学习，前往广州。经中共广东区委安排，他进入国民政府政治训练部，接任宣传科长，主要负责编辑《革命军报》。郭沫若也于同月由上海抵达广州，出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两人交往日益密切。在此期间，郭沫若曾向广东大学中共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但党组织认为他还需要在实际工作中接受锻炼。7月，郭沫若辞去教职投笔从戎，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国民政府政治训练部改组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郭沫若与李一氓均任职于此，两人由此开始了在北伐军中的合作。

　　他们从广州出发，先后转战武汉、南昌，与北伐军战士一起行军作战、克难攻坚。郭沫若历任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副主任，负责宣传动员；李一氓任秘书，承担文书处理、事务协调和组织联络，是郭沫若开展工作的得力助手。郭沫若后来在《北伐途次》中评价李一氓：“民治（即李一氓）的不说话是他的特征，他在无声无息里面把一切的事情都干好了。”

1927年春，郭沫若（前左二）与李一氓（后左二）等人在南昌的合影。

　　1927年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南下至瑞金时，周恩来和李一氓共同介绍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受挫，郭沫若、李一氓先后辗转回到上海。1928年2月，郭沫若在中共党组织安排下离开上海，前往日本。1929年初，创造社被查封，郭沫若原有的稿酬和生活费来源受到影响。李一氓在上海为其搜集、购买和寄送研究资料，并联系书局出版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郭沫若也曾为李一氓翻译的《马克思论文选译》《新俄诗选》校订书稿。二人虽然分处中日两国，仍通过书信、稿件和出版事务保持联系。

1927至1928年间，郭沫若书赠李一氓：“民生正涂炭，治国羡劳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郭沫若毅然回国参加抗战。1938年初，他与李一氓在武汉短暂重逢。此后，郭沫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持文化宣传工作，组织文化界人士开展抗日宣传；李一氓则参与新四军的组建，担任新四军秘书长。两人分赴抗战文化宣传和新四军军政工作的不同岗位。皖南事变后，李一氓脱离险境，辗转到达桂林。他曾将一首未署名的《绛都春》寄给身在重庆的郭沫若。郭沫若根据书迹和词意辨认出作者，并立即汇款接济。李一氓后来在《念奴娇·寄沫若重庆》中写下“桂林邮汇，感君慰我穷蹙”，记录了这段经历。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继续为争取和平民主奔走。在国统区政治环境日益严峻的形势下，1947年11月，郭沫若在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下秘密前往香港，通过写作、演讲和办刊联络进步文化力量。1948年，新政协的筹备工作逐步展开，随着辽沈战役胜利和东北全境解放，新中国的曙光已经出现。11月23日夜，郭沫若与马叙伦、许广平等民主人士乘“华中轮”秘密离开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一行人在安东（今辽宁丹东）登陆，随后前往沈阳。李一氓当时任中共旅大区委副书记，参与了北上民主人士的接待工作。相隔十年，两人在东北再次会面。1949年1月22日，郭沫若书赠此联，向始终站在革命第一线、重视文化宣传的李一氓表达了由衷的敬佩：

国有干城扶赤帜

民之喉舌发黄钟

　　对联中的“干城”语出《诗经·周南·兔罝》“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干”指古时战争中使用的盾牌，“城”为城墙，合指保卫国家的人。“赤帜”指革命的红旗。《诗经·大雅·烝民》中有“王之喉舌”，指国君的代言人，郭沫若改为“民之喉舌”，比喻为人民代言的立场。“黄钟”为中国古代十二律之首，其声洪亮庄严，此处比喻响亮、正大的声音。

1948年12月初，郭沫若（左四）、马叙伦（左二）、许广平（左六）等一行

乘“华中轮”安全抵达东北解放区。

郭沫若纪念馆藏“国民七言联”。这一副是郭沫若后来为题赠李初梨所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等职，李一氓历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对外联络部常务副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二人也共同致力于国际和平运动工作。1949年4月，郭沫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同年10月，他担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1951年2月，郭沫若率中国代表团赴柏林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一届会议。李一氓为代表团成员，后任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常务委员兼书记处书记。此后，两人多次共同参加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等地的国际和平会议，从事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联络和宣传工作。

　　1978年郭沫若逝世后，李一氓担任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委员，他积极推动郭沫若研究的开展以及纪念馆的筹建。1982年，中央将郭沫若晚年居住的住所——前海西街18号定名为“郭沫若故居”，并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郭沫若生前好友邓颖超、成仿吾、李一氓分别为故居题名。现悬于故居大门上方的金字木匾为邓颖超题字，东门墙面文物保护标志上的“郭沫若故居”为李一氓题字，成仿吾题字则悬挂于故居四合院内正房门楣上。

　　从北伐军中的并肩工作，到革命低潮中的相互扶持，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共同实践，郭沫若与李一氓风雨同路五十年的交往历程，始终与时代进程紧密相连。他们的友谊源于共同的革命理想，他们的故事是爱国情怀的生动写照。

　　

 

参考资料：

　　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郭沫若著，郭平英编：《郭沫若作品经典》第六册，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版。

　　李一氓：《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李燕：《李一氓与郭沫若》，《百年潮》2022年第9期，第49—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