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强附会 鼠目寸光 ——论民国时期反对者对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批驳
2025年12月15日 来源：郭沫若纪念馆 作者：廖久明
作者简介
乐山师范学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四川省第十二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全国社科工作先进个人，兼任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等。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出版《高长虹与鲁迅及许广平》《一群被惊醒的人——狂飙社研究》《高长虹年谱》《郭沫若家世》《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举隅》《文化巨子郭沫若》《鲁迅〈藤野先生〉探疑》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后期、一般项目各1项，荣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
摘要
在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的半年时间里，主要由国民党人主办的报刊、主编的书籍发表了14篇批驳文章。不管是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发表的两篇社论，还是其他载体发表的12篇文章，都给人牵强附会、鼠目寸光的感觉。其原因为：两篇社论“以《中国之命运》为‘思想的明灯’”，其他文章则以两篇社论为“思想的明灯”，如此鹦鹉学舌似的批驳，只能有这样一个结果。
关键词
郭沫若；国民党；《甲申三百年祭》；《中央日报》
在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连载期间及以后半年时间里，尽管共产党人主办的《新华日报》[1]《群众》[2]发表了一些声援文章，《解放日报》甚至转载了该文[3]，但没有一篇文章直接正面评价[4]。与之相反的是，主要由国民党人主办的报刊、主编的书籍却发表了14篇批驳文章。通读这些批驳文章，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都是牵强附会且鼠目寸光的批驳。现在笔者选择其中的6篇重要文章进行评述[5]，不当之处还请多多批评指正。
一、《中央日报》发表的两篇社论
国民党机关报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的第一篇社论题为《纠正一种思想》。该文是以这样的文字开篇的：“在全中国的人民以血以泪以汗苦战七年，并且最后胜利业已在望的今日，却还有人出于一种反常心理，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这便是最近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所代表的思想。”[6]
关于这篇社论，时任《中央日报》“总主笔”[7]的陶希圣有这样的回忆：
民国三十四年（笔者按：应为民国三十三年）是甲申年。郭沫若发表一篇文章，以《甲申三百年祭》为题，将明末亡国的历史影射当时的时局。他以“李公子”自命，说李闯王如果听从李公子的话，必能保有江山，不致败亡。
我在《中央日报》发表社论，以《斥亡国主义》为题，加以抨击。同时找出明末的史料，另作短文，证明清军入关，只打明朝的国军，不打李闯的寇军。明朝失败乃是失败于清军与流寇夹攻之下。
那篇社论的火气很大。郭沫若一度大起恐慌，以为国民政府就要惩治他。但是我们政府决不兴文字狱。我们只是唤起一般读者对政治阴谋提高警觉而已。[8]
从陶希圣的回忆文字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这篇文章很满意，但笔者只能用“匪夷所思”这四个字来评价陶希圣对《甲申三百年祭》主题思想的概括。不但《甲申三百年祭》并不包含这样的思想，就是从郭沫若的言行上看，他也不会有这样的思想。一、如果郭沫若要“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何必抛妻别雏回国参加抗战？二、郭沫若归国抗战以后，不管是文章还是演讲都反复强调坚持抗战、抗战必胜的观点，在“民国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即一九四二——一九四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局势的大扭转”“同盟国的胜利在望，而轴心国的失败已为必至之事”[9]的情况下，怎么还会来“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
关于《甲申三百年祭》的主题思想，人们存在很大争议。笔者认可以下观点：“郭文通过对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从夺取胜利到遭受失败经过的阐述与分析，深刻揭示了一条自古以来的执政规律：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都必须依靠广大民众的拥护与支持。”[10]“‘胜利时骄傲’是李自成失败的直接教训，而其根本的原因，在于脱离群众，失去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一条被历史反复证明的铁律。闹革命、打江山，离不开老百姓支持；坐江山，掌政权，更需要老百姓拥护。”[11]在笔者看来，不仅仅是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从夺取胜利到遭受失败的经过证明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一条“被历史反复证明的铁律”，郭沫若通过马懋才的《备陈大饥荒》、崇祯帝的《罪己诏》、《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马世奇的《廷对》、李岩被逼加入起义军等说明，明朝崩溃的根本原因同样是失掉了民心。
《中央日报》发表的第二篇社论题为《论责任心》。该文中有这样一句话：“由于一部分人士责任心的缺乏，于是就有一种决不至于流行而竟然流行的思想，这就是把今日革命抗战建国途中的中国，比拟于宋末或明末亡国时代的中国。”[12]尽管人们读了《甲申三百年祭》，很容易将明朝政府与国民政府、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李自成起义军、满清与日本联系起来，但郭沫若在文章中“没有简单地把历史与现实进行比附”[13]：“在这篇论文里，郭先生根据确凿的史实，分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把明思宗的统治与当时农民起义的主将李自成的始末作了对照的叙述和客观的评价——还给他们一个本来面目”“郭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充满了爱国爱民族的热情，但是他究竟只是在科学地解说历史”。[14]
结合上引陶希圣的回忆文字，再看看他的以下回忆可以推断，《论责任心》这篇社论也应该是他写的：
由三十二年夏季到三十四年秋季，我写了多少篇文章，是记不清的了。大约两年一百一十个星期，每星期平均三篇，就有三百三十篇。署名的专论还不在此数。为什么每星期平均三篇呢？因为实际上，一个星期里，我自己执笔的社论至少两篇。有时候，我一连串地写六十多天的社论。有时候连续五天，或十天的写下去。[15]
该社论即使不是陶希圣执笔写的，至少也得到了他的认可，因为他时任《中央日报》的“总主笔”。
这两篇社论如此写，应该与《中国之命运》的以下文字有关：
满族原是少数人口的宗族，为什么能够征服中国呢？明朝的末年，政治腐败，思想分歧，党派倾轧，民心涣散，流寇横行。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16]
关于《中国之命运》的写作情况，陶希圣有如此回忆：
自三十一年十月十日起，蒋委员长即着手撰述一本书。至十一月与十二月之间，在黄山官邸，以四十多天的功夫，再三再四改稿，每一章每一节的命意与行文，经过七八次乃至十余次的修订与增删，方才定稿。十二月下旬，全书的稿子已定，交南岸海棠溪附近之南方印书馆印刷样本二百册。这二百册分送党中及政府领导及负责人士读阅，并请其签注意见。
三十二年一月，百余份意见书集中整理。其中意思与文字的修改建议，大抵被采纳。二月间，全稿重加通盘修订，才交正中书局印刷普及本，正式发行。[17]
委员长于十月十日为此发表告全国国民书。随即指示希圣依据文告之意旨，拟订纲目，佐委员长起草书稿。最初文稿不过三万字，经历多次修改与修订，全稿至十万字以上。[18]
陶希圣辈在《中国之命运》中特别强调明朝末年的情况，应与当时“持续达十余年之久的‘晚明热’”[19]有关。明朝覆灭的情况给陶希圣辈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将其写进《中国之命运》中。在写作《论责任心》时，担心重蹈明朝覆灭的他们便将明末与抗战时期的中国联系起来。一般情况下，一个人越担心什么就对这方面越敏感。陶希圣辈将《甲申三百年祭》的主题思想概括为“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只能说明他们满脑子的“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
陶希圣辈将明末与抗战时期的中国联系起来，还应该与以下文字有关：“野蛮部族的入侵，旧统治政权的崩溃，农民大众的起义，这三方面交互错杂，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形势，使得在三百年以后还值得我们来重加分析和认识。甲申三百周年祭的意义本不是在于抒发思古之幽情而已的啊！”[20]由于《甲申三百年祭》“没有简单地把历史与现实进行比附”，《新华日报》在连载该文的第一天，便在同版发表了宗顾的《三百年前》，引导人们将它与现实联系起来。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以后，共产党人并未将自己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对号入座，毛泽东更是紧紧抓住以下一段文字，反复告诫即将迎来胜利的共产党人不要骄傲[21]：“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 ’（《甲申传信录》）了。”[22]两相对比，其差距可用“天壤之别”来形容：“历史是一部丰富的教科书。不同时代、不同的人会从中读出不同的感悟。毛泽东读《甲申三百年祭》，从农民战争的角度读出了李自成军由于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而导致失败的教训；国民党政府读《甲申三百年祭》，则从中读出了对自己的讥刺。”[23]
二、其他载体发表的4篇文章
其一来看看叶青的《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议》，该文原载江西铅山《民族正气》第2卷第4期（1944年4月30日），西安《西京日报》1944年5月16日第3版、17日第4版，重庆《时代青年》第5~6期（1944年5月31日）进行了转载，作为首篇收入了叶青等著的《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由此可见叶青本人和他人对该文的重视。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同样认为《甲申三百年祭》反映了郭沫若的“失败主义”思想：“这样，郭沫若底意思就是失败主义了，他希望抗战失败。《中央日报》在他底《甲申三百年祭》刊出后予以批评，是很有道理的。”作者甚至认为：“其实，失败主义也不是郭沫若一群人底思想，而是共产党底思想。因为郭沫若底文章及随之而有的文章，皆刊于《新华日报》。这个报是共产党底机关报，其刊出那许多文章，绝非偶然，它来于共产党的宣传政策而来。”这真是信口雌黄：作者如果说共产党消极抗日也许会有人相信，但说共产党“希望抗战失败”则不可能有人相信。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还喋喋不休地强调“今年虽是甲申，却与三百年前的甲申大大不同”：“很显然的，其间有了三百年底距离。由于这个距离，两个甲申便完全不一样了。昔之甲申，是明朝衰微达于极点之年，在其统治下的中国亦呈衰老状态，以故无力荡平内乱，抵御外侮，而造成国家灭亡之痛。今之甲申，是国民政府自北伐胜利统治全国经过许多艰苦奋斗而却再接再厉之年，在其统治下的中国的辛亥革命后屡胜反动势力的新兴的民主共和国，它有力而且已经打倒反动势力，消灭地方割据，并发动全面抗战和长期抗战，且造成胜利在望的前途。简单地说，昔之甲申，是历史运行到下降的时代，今之甲申，是历史运行到上升的时代，绝对没有相似的地方。”同样将明末与抗战时期的中国相提并论，“将《甲申》的政治隐喻转化为明喻”：“尽管《甲申》从未出现针对国民政府或将其比作明朝政府的文字，但叶青已不自觉地将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分别代入明朝政府和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比附之中。”[24]
其二来看黄义本的《败战主义与“思古幽情”》，该文原载桂林《扫荡报》1944年5月4、5、6日第3版，以《评郭沫若底李自成主义》载江西泰和《尖兵》第7卷第11~12期合刊（1944年6月25日）[25]，江西铅山《民族正气》第2卷第4期（1944年4月30日）[26]转载了该文，曾收入叶青等著《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
该文第三部分“幽情的分析”认为郭沫若不是失败主义者：“我不是说郭沫若是失败主义者，他也在积极地打倒日本。可是他不希望国民党抗战胜利，而希望李自成成功。”第四部分“病源与方案”却说郭沫若是失败主义者：“浪漫主义是热情的，所以抗战之初，郭沫若抛妻弃雏，大有当年拜伦到希腊去从军的器械，而一般青年，大都是很兴奋的。可是浪漫主义含有唯我主义，高傲自大，自视都是伟大时代中的伟大人物，他只能发令指挥而不能耐苦工作。等到他发现自己还不曾被人看成伟大人物时，他的热情兴奋就退到了零度，而浪漫主义中的感伤主义就同时升到了沸点，于是就成为愤世嫉俗的失败主义者。”不但前后自相矛盾，认为郭沫若“不希望国民党抗战胜利”也与事实不符：《甲申三百年祭》不但写了明朝的灭亡，也写了大顺军的失败，如果因为写了明朝的灭亡便认为郭沫若“不希望国民党抗战胜利”，那么写了大顺军的失败，难道就意味着希望共产党失败吗？在该文中，作者认为《甲申三百年祭》只是“在暗中指古骂今”：“郭沫若怀着的幽情也有所虑忌的而说不响嘴，只能在暗中指古骂今。”遗憾的是，作者却将“郭沫若怀着的幽情”明白地写了出来：在《幽情的分析》一节中从三个方面强调当时的国民政府与明末完全不同。
其三来看看荒民的《国将兴听于人——关于甲申的神话鬼话》，该文收录于叶青等著《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同样认为《甲申三百年祭》表达了一种“亡国思想和失败情绪”：“有些人爱拿明末历史来给现在抗战建国的中国下注脚，这实在是一种极危险的亡国思想——他们把已成历史陈迹的三百年前的甲申，从故纸堆里抽取出来，用舶来的铁笔改写成‘称旨’的时髦文章，企图以传奇、神话和迷信的手法各个击破人们天性中存在着的怀古与好神奇的弱点，以达到破坏现实的最大目的。思想本是应该自由的，他有这种亡国的思想，我们以为自由不得。因为亡国思想自由之日，也就是明白宣布我们国家民族以至国体国人失去一切自由之时！所以诸如此类的亡国思想和失败情绪，绝对不能任其自由散布，有之必须加以扑灭。”在该文中，作者不但列举了抗战时期的中国与明末的三点不同，还列举了“明末绝对想象不到的四大力量”，同样犯了简单比附的毛病：“《甲申》巧妙而又隐晦借古喻今，以人民立场出发，否定《命运》中的晚明历史论调，也为学界建构起晚明历史的新叙事。而国民党随后组织陶希圣、叶青等对《甲申》进行反击，论调或与《中国之命运》一致，强调国民党的‘正统’地位，诋毁中国共产党为‘流寇’；或对郭沫若进行攻击，称其以‘李岩自居’，散播‘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但是，国民党自始至终都无法跳出《甲申》建构的比附隐喻，显得逻辑上自相矛盾。”[27]
其四来看看张铁侠的《甲申三百年袚》，该文原载重庆《时代精神》第10卷第6期（1944年10月1日）。该文从五个方面“祓除”了“此等人以及若干相同于三百年前的社会现象”：“首先该祓除的，是不要有明末党派在外患紧急中反激烈倾轧的妖象发生”；“其次该祓除的，是明末党人，因党争而妨害军事的凶象”；“再次该祓除的，是明末政治受党争的影响，弄到法纪荡然、奢淫成风、思想纷歧、行动乖张的怪现象”；“又一该祓除的是明末因党争剧烈，是非颠倒、言论纷乱的危象”；“最后该大大祓除的，是因党派之争，造成了流寇亡国的大变局”。作者不但在每部分后面都将明末的情况与抗战时期中国的情况进行对比，并且还在开篇部分写道：“就现在社会情形看，虽然有若干地方同于明末，可是绝不相同之处极多，尤其政府的巩固，领袖的英毅，与国际环境的优良，断非明末可比，本来用不着我们来祓，但是竟有人一退就是三百年，一心想扩大三百年前不祥的历史，就不由我不给他祓除一番了。”就史料而言，该文是所有批驳文章中最为丰富的一篇。看了该文，给人的感觉却有如作者本人所写的那样：“社会黑暗，朝廷糊涂，两臻其极，明代那得不亡。”既然如此，作者却将明末与抗战时期中国的情况进行对比，作为批驳文章，实属不智。
关于《甲申三百年祭》的反驳文章，有学者认为：“姑且撇开谩骂之词不论，仅以上述的种种所谓‘反驳’的内容看，都是以《中国之命运》为‘思想的明灯’，继续秉承着书中关于‘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的观点，大做文章。”[28]根据笔者的评述可以知道，《中央日报》上的两篇社论“是以《中国之命运》为‘思想的明灯’”，其他文章则是以两篇社论为“思想的明灯”。这种只以领袖著作为“思想的明灯”而写作的文章，怎可能跳出领袖著作的范围？那些只以发挥领袖著作而写作的文章为“思想的明灯”的人，当然只能落得个牵强附会、鼠目寸光的结局。根据陶希圣的回忆可以知道，《中国之命运》是他“依据文告之意旨，拟订纲目，佐委员长起草”的书稿，他的见识决定了《中国之命运》的见识，这一见识又以领袖的见识被国民党人奉为圣旨，这样的圣旨自然影响到不敢越圣旨一步的人，一级一级的传导下去，自然是一级不如一级，必然落得个牵强附会、鼠目寸光的结局。
实际上，《甲申三百年祭》对郭沫若最不利的文字为：“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29]对于这段文字，时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秦伯益院士有这样的评价：“郭文提出这一问题，想必作者心中对现实是有所顾虑的，但未必就完全是在影射国民党。他是在普遍意义上提出的，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提的。因此，文中用了‘大凡’、‘公例’、‘断无例外’等词。”[30]时任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秘书长的李斌研究员结合李岩之死和郭沫若的经历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抗战即将胜利结束，延安的左派政权是否会重演10多年前的历史，跟极右的重庆国民党政权妥协？作为有坚定信仰和立场的知识分子，是否会成为双方妥协的牺牲品？这也许正是郭沫若通过李岩之死表达的深层隐忧。”[31]
注释
[1]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声援文章有：1、宗顾：《三百年前》，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3月19日第4版《新华副刊》；2、舒芜：《在情理之上——读史笔记》，《新华日报》1944年3月20日第4版《新华副刊》；3、《甲申事变——明末亡国的历史》，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3月20日第4版《新华副刊》。
[2] 重庆《群众》第9卷第7期（1944年4月15日）《纪念甲申三百年》专栏发表了《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柳亚子）、《<桃花扇>底看南朝》（商辛）、《明末的政治风气》（鲁西良）、《明末清初史学的时代意义》（寓曙）4篇声援文章。柳亚子甚至在文章前言中写道：“说今年是明亡三百年，我也不能承认。”说明他并不认可郭沫若的这一观点。
[3] 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4月18日第4版转发该文时，尽管编者写作了一千余字的按语，但它并不属于一篇严格意义上的一篇文章。
[4] 抗战胜利后，发表的文章都对《甲申三百年祭》进行了高度评价，它们是：1、奴斋：《读〈甲申三百年祭〉》，上海《民主》第2期（1945年10月20日），上海《书报》第1辑（1945年11月20日）转载；2、肖人：《<甲申三百年祭>》，上海《人人周刊》第8期（1945年11月7日）“书报介绍”栏；3、朱家工：《读<明末亡国史>》，上海《新文化》第1卷第4期（1945年12月1日）“文化走廊”栏；4、佐行：《<甲申三百年祭>》，上海《生活知识》第4期（1945年12月2日）；5、边星：《读<甲申三百年祭>后》，上海《综合》第1卷第1期（1945年12月8日）；6、施志刚：《<甲申三百年祭> ——即<明末亡国史实> 》，上海《世界文化》第4卷第1期（1946年1月1日）；7、陈鉴：《读〈甲申三百年祭〉》，上海《新文学》第2期（1946年1月28日）；8、浩中：《〈甲申三百年祭〉》，天津《火把月刊》第2期（1946年4月1日）；9、牧野：《夜读散记》，上海《文汇报》1946年8月11日第7版《世纪风》；10、胡膺东：《时代的镜子：<明末亡国史>读后》，上海《前线日报》1946年11月3日第8版《书报评论》第57期，以《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后》为题载《东北前锋》1946年12月8日第4版，以《时代的镜头：读<明末亡国史>后感》为题载迪化《新疆日报》1949年4月13日第3版《学习园地》第38期（署名文廷）；12、丁卯生：《介绍<甲申三百年祭>》，天津《益世报》1947年1月1日第10版《史地周刊》第22期；12、一蝶：《读<甲申三百年祭>》，《宁波时事公报》1948年3月30日、4月8日第4版《四明山》第410、411期；13、霖：《崇祯与李闯王：读<甲申三百年祭>》，上海《透视》第2期（1949年2月10日）。
[5] 未评述的文章有：1、《论赫尔的名言》，重庆《商务日报》1944年4月1日第2版“社论”，曾作为附录收入叶青等著《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独立出版社，1944）；2、萧霄：《读<纯正一种思想>后》，贵阳《中央日报》1944年4月5日第4版《前路》第804期；3、越客：《甲申史料》，江西铅山《民族正气》第2卷第4 期（1944年4月30日）、江西泰和《尖兵》第7卷第11-12期合刊（1944年6月25日），以《甲申史料小辑》为题收入叶青等著《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独立出版社，1944年8月）；4、寸金：《记取甲申破日年》，重庆《时代精神》第10卷第1期（1944年4月）；5、一士：《关于<甲申三百年祭> 》，江西泰和《尖兵》第7卷第11-12期合刊（1944年6月25日）；6、辛庐：《从樊崇张角到李自成》，江西泰和《尖兵》第7卷第11-12期合刊（1944年6月25日）；7、《前言》，叶青等著《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独立出版社，1944；8、公孙佳：《甲申二贼传——李自成与张献忠》，叶青等著《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独立出版社，1944。
[6] 《纠正一种思想》，重庆《中央日报》1944年3月24日第2版“社论”。该社论在贵阳《中央日报》1944年3月26日第2版发表时题为《纯正一种思想》；该社论还在西安《西京日报》1944年3月25日第2版“社论”、兰州《甘肃民国日报》1944年3月30日第2版“社论”栏发表，江西泰和《尖兵》第7卷第7-8期（1944年5月5日）以《纠正郭沫若的亡国思想》为题转载了该文，曾作为附录收入叶青等著《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
[7]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第207页。
[8]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第211-212页。
[9]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第197、198页。
[10] 马英民：《〈甲申三百年祭〉揭示的执政规律》，郭沫若纪念馆、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四川郭沫若研究会合编：《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年》，人民出版社，2005，第347页。
[11] 《广州日报》编辑部：《得失成败 全都在民心》，郭沫若纪念馆、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四川郭沫若研究会编：《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年》，人民出版社，2005，第393页。
[12] 《论责任心》，重庆《中央日报》1944年4月13日第2版“社论”。
[13] 王守稼、缪振鹏：《〈甲申三百年祭〉及其在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郭沫若纪念馆、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四川郭沫若研究会合编：《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年》，人民出版社，2005，第161页。
[14] 《转载〈甲申三百年祭〉编者按》，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4月18日第4版，标题为笔者所加。
[15]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第207页。
[16] 蒋中正：《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1943，第13页。
[17]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第200页。
[18] 陶希圣：《八十自序》，《陶希圣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食货出版社，1979，第25-26页。
[19] 王守稼、缪振鹏：《〈甲申三百年祭〉及其在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郭沫若纪念馆、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四川郭沫若研究会合编：《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年》，人民出版社，2005，第158页。
[20] 宗顾：《三百年前》，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3月19日第4版《新华副刊》。
[21] 廖久明：《论〈甲申三百年祭〉与国共两党的关系》，《郭沫若学刊》2014年第4期。
[22] 郭沫若：《历史人物•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195页。
[23] 毛佩琦：《〈甲申〉与晚明政治的启示》，郭沫若纪念馆、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四川郭沫若研究会合编：《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年》，人民出版社，2005，第366页。
[24] 龚燕杰：《抗战后期以晚明历史为载体的国共论争——以《中国之命运》与《甲申三百年祭》为考察对象》，《长江文明》2023年第2期。
[25] 在该文发表时，署名黄本义，有误。
[26] 该时间来自版权页，实际出版时间当在1944年5月6日以后。
[27] 龚燕杰：《抗战后期以晚明历史为载体的国共论争——以《中国之命运》与《甲申三百年祭》为考察对象》，《长江文明》2023年第2期。
[28] 谢保成：《还其本来面目》，郭沫若纪念馆、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四川郭沫若研究会合编：《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年》，人民出版社，2005，第184页。
[29] 郭沫若：《历史人物·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全集·历史卷》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203-204页。
[30] 秦伯益：《〈甲申三百年祭〉的一点警示》，郭沫若纪念馆、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四川郭沫若研究会合编：《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年》，人民出版社，2005，第383页。
[31] 李斌：《〈甲申三百年祭〉与郭沫若的隐微心曲》，《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感谢作者授权推送。本文发表于《郭沫若研究》第20辑。